台灣白色恐怖跨越戒嚴四十年間，需要更多書寫政治犯監獄裡的動態及整個社會宛如大監獄般的人文社會學考察及分析，才有助於對白色恐怖的理解與詮釋，提供當代社會面對轉型期歷史正義的處理，例如：當局為什麼選擇離島作為白色恐怖主要監禁地？管理單位為什麼以掠奪方式將受刑人勞動成果再出售給受刑人？選擇離島是懼怕人犯逃亡、與社會太近，還是擔心管理機器的無能，五零年代中期綠島新生訓導處與台北安坑軍人監獄分別發生「再叛亂案」，共槍決29人，統治體制自上而下的「仇匪」心態如何解釋？1970年2月8日台東東河泰源監獄發生政治犯起義事件，除了槍決五人，政治犯再度快速集中於綠島。火燒島在統治思維是拘禁政治犯的理想所在嗎？還是一種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懲罰政策！
1949年火燒島改名為綠島，1951年5月一直到解嚴之後，綠島是戒嚴時代主要的監禁政治犯的流放離島，民間長期以「火燒島」之名稱之，反映戒嚴年代恐怖社會裡的神祕惡魔島一再被污名強化，四十歲以上的人們，無人不知「火燒島」，不同時期曾經關押政治犯，也關押流氓，管訓「大哥」，「火燒島」與關押邪惡的人、壞人的地方等同，當地人又是如何生活，面對這一事實。
人權史的文化意義
政治犯與綠島歷史發展可從幾個面向來考察：1.政治犯在綠島受監禁的變遷、2.政治犯對綠島的共同記憶、3.綠島人對政治犯的集體記憶、4.政治犯與綠島人的互動、對綠島未來的共同展望、5.綠島與台灣戰後史的變遷關係、7.綠島的移民發展史、8.島嶼史前遺址、自然/地理等地球史的變遷。以人類學及社會學的思維多面向探討以上課題，浮現出政治犯與綠島發展的特殊性，這些人文社會學及自然的考察，是正在籌設國家級「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的任務：將過去迫害人權的斑斑血淚史的負面歷史教訓，轉化為民主時代的正面文化資產。衡諸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比1999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南非羅賓島博物館，更有可觀之處，我們缺乏的是認識歷史遺址的重要性，以及逐步建立文化想像的法治機制。「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需要更多政府與民間的努力實踐及想像，融合人權紀念、海洋研究站[1]、永續島嶼能源[2]、地方文化館的創新實踐，園區才會成為全球正在興起的Dark Tourism的著名典範[3]。站在回顧歷史，面向未來的當下，我們當珍惜前人犧牲奮鬥換來的民主、自由的成果，展現開拓未來的決心及創新行動。
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政治犯在綠島的時間，主要分為兩個時期：一、1951年5月17日至1965年左右的新生訓導處時期，1965年之後政治犯移往台東東河鄉泰源監獄，1970年泰源監獄發生起義事件，當局趕建綠洲山莊，1972年再移往綠島。二、1972年春至1987年7月15日解嚴的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時期，解嚴之後，數十名政治犯移往台灣綠島監獄[4]。1965年之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三職訓總隊開始關押流氓，當時尚有少數政治犯留在綠島，協助行政工作。1911年至1919年日治時期「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是否有政治犯，目前有待進一步考察文獻證據。縱觀20世紀百年來，綠島與監獄的關係，見證我們的歷史裡對待「他者」的思維，反應文明進程裡「人權」概念與落實，在思想性、實踐性的本土辯證意義。
1949年5月20日台灣戒嚴前後，國民政府在台灣本島各地開始雷厲風行的抓「匪諜」，其中有許多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個人主體自發反抗當局的行動者。被捕者從各地輾轉送到台北審訊、酷刑、集中在軍法處審判，人犯暴增下，政治犯分送各地，火燒島成為當局選擇之一。綠島耆老陳新傳先生口述指出：新生未到達綠島之前，蔣經國曾經為了勘查趕建監獄的綠島，撘乘軍艦在外海轉搭當地舢舨船到達綠島，當日離開綠島。而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政治犯到達綠島，當時政治犯多數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與今天觀光旅行的年輕人島嶼初體驗，極不相同的驚奇，更好的空氣、陽光、海洋，使受創而長期在不見天日的牢獄身心，得以逐漸復原。綠島公館人田份來口述回憶：「我父親在新生來到前就擔任第一任村長，新生下船踏上綠島時，我父親請居民家家戶戶準備一桶水，約20戶分散擺在路邊，用水瓢接水請路過的新生喝，大家都出來圍觀。有一部份新生穿卡其衣服，看起來像學生。」事實上，新生未到達之前，即將來到的政治犯已被當局宣傳為十惡不赦的壞人。
1951到1965年這一時期的政治犯關押管訓單位稱為「新生訓導處」，當時綠島人稱為「新生營」，稱呼政治犯為「新生」，新生與綠島人漸漸接觸的互動過程中，才漸漸知道很多新生是知識豐富、具有技能的「思想犯」，醫生政治犯超過10人。新生訓導處時期採取集中營式的管理方式，初期僅有居住房舍（三大隊十二中隊），顯見當局對於幾千人在離島環境如何長期進行思想改造的生活，缺乏近代社會「規訓」管理的計畫性作為。而後，為了自謀生存，新生每日必須上山、下海敲打礁岩，蓋克難房，從事勞動生產工作，以及應付當局進行思想改造上課。，由許多的口述歷史或受難者的出版品裡可以理解，新生與島民在長時間接觸的過程中，充滿特殊的際遇和人生[5]，從比較觀點來看，政治犯與島民長期接觸，形成特殊的離島監獄人文歷史，是冷戰時代裡流放監禁離島的獨特歷史。
五、六○年代的火燒島，聚集了大時代來自台灣各地及中國各省籍政治犯、還有俘虜，人數最多時達2000人以上，加上官兵眷屬，人數超過3000人，相當於當時綠島的居民人數，對綠島產生立即的衝擊，自此，台灣本島對火燒島的惡名流傳開來，因為有許許多母親的孩子、妻子的先生被流放到火燒島，何時回鄉，遙遙無期，政治犯也在孤島上日夜望鄉，家屬探親不易，15年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戒嚴封鎖的島嶼，外在世界無法得知，新生卻因為勞動、採買、克難表演活動，與綠島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新生對綠島的貢獻，於2007年出版的《綠島文化導覽地圖》歸結有：「引進藝文活動活絡文化、協助交通建設整建環島公路、促進農漁業發展、提供醫療服務、研發鄉土藝術發展文化產業、提升觀光知名度，打造國際觀光島願景」[6]，以今日觀點回顧新生的貢獻，呈現過去受難史交織著地方發展的未來，這段無法一一細說的歷史歲月，構築了台灣、中國、世界的冷戰世界人權史的一部分。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1965年之後政治犯多數移至台東泰源監獄，尚留二、三十人於綠島，協助警備總部職訓第三總隊的行政工作，其中待解之謎不少，有些刑期已滿的外省籍政治犯因為找不到保人，繼續留在綠島。也有如孫立人案的郭廷亮「服冤獄二十年零五十天，超過應服刑期五年零五十天」，釋放走出監獄（警備總部仁愛之家）的當日（1975年7月14日），馬上被當局以飛機從松山機場直飛台東機場，轉乘小飛機，再被送到綠島綠指部的特殊案例[7]。解嚴之後，王幸男等二、三十人則從綠洲山莊轉送綠島司法監獄。
1972年啟用的綠洲山莊採封閉式高牆監獄管理，除了少數外役擔任採買而有機會離開高牆範圍，與綠島雜貨店接觸之外，或綠島人進入監獄收取「ㄆㄨㄣ」（廚餘），多數政治犯從進入綠洲山莊到釋放，沒有機會看到高牆外的世界，只能傾聽海濤聲，放封時仰望藍天。而綠島人是在山上工作下望綠洲山莊，看到四條放射狀監獄而稱之為「八卦樓」（四條相交的中央是六角形）。因此，當王幸男在綠島監獄釋放後，租了計程車環島一圈，初識在綠島十多年的島嶼面貌；而如楊碧川是因為盲腸炎，被送到綠洲山莊隔壁的醫務所，是監禁綠洲山莊惟一的一次躺著離開監獄；而柏楊、柯旗化、鄭清田…等人，於刑滿之後，向右轉，被送到隔壁的綠指部，繼續留訓[8]。柯老師的妻子柯蔡阿李女士在採訪過程、電視台幾度談到：與婆婆去綠島探望為什麼已刑滿的柯老師還不能回家，陰雨的綠洲山莊外，兩位堅持的女性，經過以性命生死交涉之後，才能與站在百公尺之外被留訓的柯老師東西遙望，揮手互道保重。
十三中隊
長年監禁離島，生命消失的原因不一，新生到達綠島之初，就有病倒不起者，檔案所載第一位病死於綠島新生彭竹修（26歲，湖南人，毛卻非案，1951年5月31日死亡，葬流麻溝公墓）。流麻溝公墓正式名稱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公墓」，新生以著在綠島過逝的「同學」（新生彼此互稱）仍然活在大家心目中的心情，故而尊稱為「十三中隊」。田份來回憶一次新生家屬來綠島「探親」的深刻記憶，她說：「探親的家屬中記憶最深刻的是一位鳳山來的嬌小老媽媽，哭得非常悲傷可憐，她有兩個兒子，老大（謝桂林）是醫生在台灣被槍殺，老二是學生（謝桂芳，省立台中農學院，今台中中興大學）關在綠島得癌症過世。」[9]謝桂芳的遺體於十三中隊往東海濱不遠處的燕子洞，在家屬到達後含殮火化，長途顛簸，車船勞頓遠赴綠島的婆媳，悲憤心情可知。謝桂林同案的張秀伯（判刑14年）於1960年3月16日在流麻溝上游斷崖墜落死亡，新生及綠島人都知道張秀伯因為在山上勞動與綠島人談話，為了躲避管理人員而失足。檔案記載施秋霖（台南縣白河人）於1959年6月9日失蹤，根據同案綠島難友張大邦口述，在此之前施秋霖已失蹤多年，管理單位因為什麼原因遲報失蹤，不得而知。[10]自殺於綠島阿眉山而亡的王一州（彰化人）葬於十三中隊，目前檔案所見於白色恐怖時期在各監獄監禁期間死亡的超過50人。綠島十三中隊荒煙漫草，來自台灣各地及中國各省的政治犯及管理人員，孤魂同伴太平洋浪濤，日日夜夜遙望台灣本島及中國故鄉。
尋訪舊址
從日治時代的浮浪者收容所到戰後，火燒島已成為民間口傳的「惡魔島」，綠島與監獄的關係，形成特殊的島嶼隔離印記，五、六零年代監獄在綠島提供微弱的經濟機會，綠島仍然是封閉的島嶼。70年代以後，監獄僱用綠島人漸多，對綠島人就任公職有一定的幫助，也因此在2002年底法務部宣佈要裁撤兩監所，引發綠島人第一次到台北抗議。長期歲月裡，新生的歷史已成為綠島歷史的一部份，如中寮「中華基督教綠島浸信會」（中寮村195號）[11]設立，是因為新生開始可以讀聖經，周聯華牧師到綠島佈道，也有新生受洗。新生為中寮鄉民所蓋的咾咕石房舍，今天仍然存在。柴口新生的打石場雖已為蔓草掩蓋，位置仍可清晰辨認。
2001年夏天，第一次陪同政治犯前往綠島，也是釋放後第一次回到綠島的政治犯歐陽文先生警訝的說：「攏無同款囉！以前山上的樹都被我們砍光了，沒有這麼綠！」我們一同去拜訪公館鄉民，綠島人辨識出歐陽先生時，那種欣喜之情，洋溢臉上。歐陽文先生提到當時新生稱呼「三七五」的小妹妹，應該還是住在公館村吧，但是沒能見到面。之後，找到了「三七五」，她已經是三個孫子的阿嬤，問起新生營的印象，她回答：「老啊！攏忘記！」，倒是最近唐處長（新生訓導處第三任處長）的女兒（唐燕妮）回來綠島探望鄉民，給了我電話，有中國、美國費城、土城三地的電話。過了半年才找到唐燕妮，看到新生送給離職的唐處長自製的相本，相本裡有許許多多的照片，歐陽文是當時一段時間接替最主要的攝影師陳孟和的另一位攝影師，曾經陪同他們到綠島尋訪遺址，新生訓導處的空間、活動輪廓漸漸清楚起來，…之後來往綠島六年期間，漸漸感知政治犯與綠島的關連，令人動容。
沒有去過綠島坐監的吳鍾靈與包括鄭清田等幾位政治犯於2001年重返綠島，鄭希望能找得到阿來（田份來）[12]，吳希望帶鮮花到蘇素霞的墳前鞠躬祭拜，事實上流傳在政治犯之間的蘇素霞的故事，帶有幾份神秘色彩，蘇素霞的墓地也不在綠島。蘇素霞到底是誰？直到幾年後，也是曾經在綠島的政治犯許昭榮召集幾位政治犯到台東為骨灰放在廟裡的蘇小姐辦法會，透過新聞媒體，政治犯與綠島女子的愛戀故事，成為社會注目的新聞。這些故事，反映人與人之間持續長久的生命經驗關係，仍然傳遞給我們當代社會有意義的訊息，這也正是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難度最高的工作：如何將人類經歷苦難歷程裡的無限意志力、她/他們所創造的獨特精神面貌，彰顯出來，提供來訪者深思。
目前，已知有幾對新生與綠島女子的姻緣，也有如蘇素霞（自殺身亡）與新生曾國英（已逝，1958年許昭榮等海軍台獨案）的悲劇故事，到今天為止，新生「返鄉」與綠島人相會或保持彼此之間的聯繫，互相出席婚喪喜慶，仍時有所聞，綠島中年以上的住民也各自傳述他們所知道的新生。當然，新生不只留下傳頌的故事，也留下諸如：為綠島小孩補習的獎狀、新生黃石貴打造的石磨、新生所做的貝殼畫、送給第三任唐湯銘處長的整本新生自製相簿、新生舉辦活動的照片：運動會／晚會／新年舞龍舞獅…等等，這些口傳或物件，都成為綠島乃至台灣寶貴的精神文明遺產。
2006年3月27、28日邀請受難者（陳鵬雲、盧兆麟、陳孟和、黃石貴）至綠島拜訪多位綠島鄉親，也請綠島人田以生先生（田份來兄長的兒子）帶領下，受難者第一次重返流麻溝上游／水庫地區，並兩度尋訪園區南邊山上──新生曾經種菜、養雞／放牛、羊的廣大區域（東從觀音洞南邊，一直到目前的綠島生態鹿園地區，以面積計當有數十公頃），受難者的「返鄉」之旅，逐漸重建了新生與綠島人的過去。陳孟和先生以餘生之年，孜孜矻矻不斷繪製新生訓導處各種復原圖至今，掛念著「那段歷史應該讓今天的年輕人知道！」
搶救歷史 永續島嶼
新生訓導處時期的新生與綠島人的種種互動的紀錄，不只在彼此之間口耳流傳，也因為當時留下許多的黑白照片，開啟認識這段歷史的契機。當事人如今都已年邁，搶救歷史的時間緊迫。因為綠島曾經拘禁許多政治犯，使綠島長期以來的污名，成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神祕惡魔島。今天，因為設立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探索政治犯與綠島的歷史牽連尚在持續中，過去人權文化歷史對映今日民主自由發展，負面污名之島今後將成為人權發訊的永續島嶼，政治犯與綠島的鄉親共同期待著島嶼的日出日落，每日照映著清明的歷史，眷顧著島上的子民。
我們不也應該共同記憶「那段歷史」！
曹欽榮 2007/09/05-07
[1] 台灣號稱為海洋國家，但是尚缺乏真正的海洋研究站，綠島的園區是一個機會，周邊黑潮海域及綠島珊瑚礁覆蓋率達百分之70以上，是海洋工作站的理想地點。
[2] 永續（sustainable）的觀念與落實，在全球綠色能源大步向前之際，台灣缺乏能源或像綠島觀光熱點小島，遲早必須面對執行永續政策。
[3] Dark Tourism於1996年首次出現在「國際遺產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的一份特刊中；這個名詞在2000年因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Caledonian大學兩位教授Malcolm Foley和John Lennon出版一本同名書籍（John Lennon ＆ Malcolm Foley（2000）。Dark Tourism，New York：Continuum）而受到比較廣泛的注意，其類似的詞彙如Seaton定義的Thanatourism（死亡旅遊，thanatology+tourism）和Rojek的Black Spots(黑點)等。
[4] 1971年啟用的「台灣綠島監獄」，位於綠島北岸偏西的中寮村，是目前僅存仍在關押「超高度管理頑劣犯」的監獄，屬於法務部管轄。
[5] 胡子丹著2001《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2001年版）》，台北：國際翻譯社。胡先生是受難者中較早出版回憶錄者之一，胡先生也是描述綠島所見所聞最多的一位外省籍受難者。解嚴之後，陸續出現大量的口述或回憶錄，2000年之後，更豐富的口述、自傳、官方檔案組構了人們對白色恐怖的理解。
[6] 林登榮/陳次男著2007《綠島文化導覽地圖》。台東：縣政府文化局。頁44-47：監獄對於綠島的影響。該書提出監獄對於綠島的正負面影響，還有：監獄使火燒島污名化、影響地方治安、提供就業市場，減緩人口外流。
[7] 沈克勤編著1998《孫立人傳（全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下册，頁741-742。1972年綠洲山莊開始啟用，東側的綠指部監控著特殊的政治犯，人數、姓名、原由、…，有如郭廷亮，都是待解之謎。
[8] 柏楊 1996 《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社。
[9] 2006年2月24日採訪田份來採訪紀錄。此處所指為謝桂林、謝桂芳兄弟，謝桂林醫生涉1950年1月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案，同案52人，1950年11月28日槍決（時年31歲），同時槍決許強、郭琇琮、吳思漢等共13人。謝桂芳涉1950年6月台中工委會案，判無期徒刑，同案63人，1950年12月8日，槍決張伯哲等7人，判無期徒刑12人。檔案記載謝桂芳於1951年7月26日肝癌去世，謝桂芳之前在獄中被酷刑的身心，是否初抵綠島缺乏醫療，不得而知。
[10] 2006年8月20日採訪張大邦採訪紀錄。1950年8月省工委會台南市工委會支會鄭海樹等案，共33人，1951年6月7日槍決鄭海樹、何川、何秀吉（永豐餘集團親族）等10人。施秋霖判刑10年，1960年8月刑滿，推斷施秋霖應無逃亡或自殺可能，管理單位是否因施秋霖刑期將滿，不得不呈報，有待更多檔案佐證。
[11] 這是綠島第一間教堂的由來，約建於1955年前後，目前有台東基督教醫院定期到浸信教堂為鄉民義診。
[12] 詳見曹欽榮2006〈田份來－綠島政治犯之寶〉，綠島社區報第4期。田份來嫁到中寮後，夫家開雜貨店，與50到80年代擔任政治犯相處日久，曾經分別提供三次機票給釋放的政治犯回台灣，鄭清田是其中一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