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欽榮
「為了重新明確和認識從祖母那裡聽來的記憶深刻的神話和傳說，創作小說的時候，我參考了巴赫汀與山口昌男的理論。對於有關傳說中的祖母沒有講清楚的部份 － 對她來說，是那些意思不明、沉沒於過去的黑影之中的細節 － 我從沖繩和韓國的民俗書志中尋找答案來重新認識，這樣就把祖母漏掉的環節連接起來。」
－ 大江健三郎，2008，《小說的方法》，台北：麥田。頁203-204。
關於我們的紀念館裡的人物故事 － 祖父母輩沒說的、沒講清楚的、意思不明的、沉沒於過去的、隱藏在巨大黑影下的、…，我們開始學習去尋找答案、重新認識，連結一環又一環的細節；小說的方法同樣適用於建構紀念館的方法，我們得重新明確和認識祖父母輩（父母輩）的生命故事，讓記憶深刻起來，是紀念館的工作之一，週遭的鄰國也有助於我們深刻化記憶，因為人在時間（time）、空間（space）的位置，讓紀念館的人物故事開始了探索的旅程；這是東北亞與我國的和平博物館認識互為主體的開始，是以紀念館為起點，以文化交融為意念，面對自身，面向亞洲及世界。
鄭南榕基金會曾經於2005年初舉辦國內首次以「和平系列博物館」為主的3場演講，如何認識「和平系列博物館」的宗旨和內涵，為什麼會有這類的博物館，它又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與轉型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有什麼關係，我國與東北亞的館呈現何種對話的可能性？我們的和平博物館可以做什麼？怎麼做？一系列問題環繞著和平系列博物館的未來，簡言之，和平博物館提供我們認識自己、認識鄰國，建構和平（peace-making, peace- building）文化的場域。
台灣民主化過程設立的近代歷史紀念館，如：台北（市政府）228紀念館（1997）、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文建會，2002）、228國家紀念館（228紀念基金會，2007）、台灣人權景美園區（文建會，2007），或民間設立的紀念館：陳文成博士紀念會館（1998）、鄭南榕自由紀念會館（1999）、宜蘭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2002）等，都是具有紀念「人權侵害」、追求自由/正義的近代歷史紀念館，這些館及其展示內容或活動，對台灣當代社會而言是陌生的。從國際視野來看，這些跟隨民主化而產生的館，與國際社會正在興起的和平系列博物館或ICMEMO館，具有多面向及共通的特色，是博物館社群的新興事務，超越一般人對真、善、美的博物館印象，和平館表徵當代社會追求進步價值、面對自我中心或邊緣位置交互辯詰的文化現象。和平館與多數博物館的功能取向（物質性的物件一直是博物館的核心，而依序有了蒐藏、研究、展示、教育、活動五大功能），因於宗旨/使命的相異，因於非物質性的過去經驗（無形文化遺產）的世代傳承必要性，因於面對當代的挑戰、未來的變化，而產生新的認識論、知識論、方法論的探索和挑戰，東北亞各國、各館的20世紀史的歷史詮釋及博物館使命、與觀眾（尤其年輕世代）的溝通，都有待檢驗紀念館的國家主義立場或以人為主體的觀點與博物館內容詮釋之間的落差，新的世紀是紀念館對話的開始。
一、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一）和平博物館的由來及演變[1] ：peace（-related） museum→museum for peace
1、和平‧博物館兩個語詞的意義：和平、博物館單詞及複詞的意義。
2、當代和平學研究 [2]：「和平」指涉 "免除暴力"－積極消除破壞人類實現潛能的各種結構性、文化性的暴力，和平不只指涉 ”免除戰爭”，相對積極和廣義的定義包含了：衝突解決暨和平建構、國內衝突、和平理論、和平教育、和平運動、和平史、宗教與和平、非暴力、和平與生態、性別與和平、民主化、全球政治經濟、國際人權、難民、安全暨裁軍、和解、原住民權利（引用施正峰說明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學術分組）、非核運動、NGO和平運動、和平博物館運動、…等等。
（二）ICMEMO [3]的定義：
紀念國家或公共暴力受害者的歷史紀念館委員會（ ICMEMO）是ICOM（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的國際委員會之一，ICMEMO的目標是「鼓勵負責的歷史記憶」，藉由教育及運用和平利益的知識去增進文化合作─這也是ICOM的聯合國夥伴組織UNESCO的主要目標。這些紀念館的目的是紀念國家、社會決策及意識型態鼓動的罪行下的受難者。這些機構通常位於原先的歷史地點或倖存者為了紀念目的所選的地方，它們藉由保存一種與當代社會強烈連結的歷史觀點，尋求傳達歷史事件的訊息。
ICMEMO關切的議題，可歸納為下列範疇：(1)公共罪行與受害者；(2)近代歷史與真相；(3)民主轉型及發展；(4)社會和解與團結；(5)人類和平及方法；(6)博物館使命與當代社會、政治的密切關聯性；（7）和平系列博物館的國際性交流，從以上範疇可知，探討此類紀念館的課題非常廣泛。
二、東北亞三國和平博物館
根據2008年10月第六屆和平博物館國際會議大會所發行的《Museum for peace worldwide》（1995年UNESCO首度發行）：共列入45國223館，最早可追溯20世紀初的瑞典國際戰爭及和平館（1902-1919）、挪威諾貝爾機構（1904）、荷蘭海牙和平宮及圖書館（1913），二次大戰前成立的館不足10館，80年代前成立的約30館。之後，以歷史為詮釋核心而訴求不同宗旨的館，紛紛設立，屬性各異，與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具有聯結關係；亞洲以日本最早設立，館數最多。各國設館目的、歷史脈絡不同及其所帶來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影響，仍在持續演化之中，值得深入探究。以下簡要說明日本、南韓、台灣，中國必須另文討論（列入19館，多數為不同層級公部門的抗日紀念館）。
（一）日本：69館－80年代之前設立19館，日本以1955年設立廣島/長崎原爆館最為國際社會所知，以地方自治團體、市民社會設立的小館最多，館際合作以Muse- 和平博物館日本公民網絡通訊連結，日本社會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性的博物館熱潮（日本博物館法訂立於1951年，2005年博物館統計超過4,400館），或有推波助瀾之功。代表國家現代戰史館的東京靖國神社（1869年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稱靖國神社）遊就館（荀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1882年遊就館開館）沒有列入。
琉球以自己的歷史脈絡呈現自我的和平想像，1975年從美軍佔領「復歸」後，成立琉球縣立平和祈念館（設館理念：「…正是這場戰爭使沖繩縣民戰後在抵抗美軍軍事支配的重壓的過程中逐漸培養了“沖繩之心”。所謂“沖繩之心”就是尊重人性的尊嚴，堅決反對一切與戰爭有關的行為，謀求和平，格外珍惜發自善良人類靈魂深處的文化遺產。我們深切悼念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諸多英靈，並把沖繩的深刻歷史教訓原原本本地傳遞給下一代，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沖繩之心”。…」），1989年設立姬百合紀念館（戰後即設立紀念碑，它成為琉球二戰象徵性的館，歷史故事/館內當事人訴說是主要特色，沖繩海洋博覽會攻擊皇太子事件，表徵歷史與當代文化糾葛關係[4]），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新館於2000年開館）位於沖繩本島最南端摩文仁的國定公園，公園區另設有國立沖繩戰沒者墓苑（日本各都/道/府/縣設立紀念碑，公園全區廣達47公頃），國立墓苑設立於日本國境最南而不是東京，有待探究國家紀念空間與歷史關係。
（二）南韓：7館－和平博物館中心（2003）、分享之家/日本軍慰安婦歷史館（1992/1998）、韓國獨立館（1987）、濟洲43和平紀念公園（2008）、518國立紀念墓園（2007）、釜山民主公園（1999）、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1987）等，韓國國立的首爾「戰爭紀念館」（1994）沒有列入。
2000年2月INPM通訊文章提出：改變DMZ的名稱為： 「Peace museum Korea」、「Panmunjon Peace Museum」、「Peace Belt Korea」，並且建議2000年6月25日韓戰50周年，訂立「韓國和平日」。（DMZ，Demilitarized Zone非軍事區，根據1953年停戰協定，沿著韓鮮半島腰帶相近於38°線，南北韓各退二公里的非武裝區，東西248公里長，約九百平方公里，除了觀察哨駐防、原有耕作住民，禁止任何人遷入，DMZ南北兩側超過百萬駐軍。南韓在DMZ以南劃入5～20公里不等的限制區，禁止人民進入，共約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管制區，約相當於台灣面積百分之六強。）2004年10月首爾ICOM年會，特別安排了一整天的DMZ討論會，討論：(1) DMZ──冷戰的遺址；(2) DMZ的生態資源狀況和價值；(3) DMZ成為博物館區域(Dedicated Museum Zone)；(4)重新思考世界文化遺產的共同價值和DMZ；(5)保存歐洲冷戰遺址──藉由考古調查，典範化柏林圍牆的遺址和緣由。博物館對DMZ的文化、生態想像系列討論，混雜著國際冷戰餘溫下的南北韓軍事、政治、國際關係的對峙。
（三）台灣：6館（如前述）－公部門設立228紀念館、白色恐怖的綠島/景美人權紀念園區及民間設立爭取民主、自由的紀念館，設立目的集中於戰後事件及民主化價值。高雄旗津設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過程，市議會議員堅持「和平紀念公園」名稱，去「戰爭」，發生了曾經當過日本兵/國民黨海軍/政治受難者的許昭榮自焚事件（2008.5.20），戰爭記憶好似不存在於台灣當代社會、博物館的記憶裡。
20世紀兩個統治台灣的政府並沒有如Benedict Anderson所指，成功的運用博物館在台灣建構台灣住民「想像的共同體」。[5]目前，台灣並沒有以國家為主體建構的「戰爭」博物館，也沒有以「和平」為名的博物館，用來凝聚國家的集體記憶，建構台灣住民「想像的共同體」，卻有「人權」紀念園區。今後，台灣的人權紀念園區有必要以「人權」、「和平」普世議題為基礎，運用博物館每日與觀眾溝通的機會，傳遞和平訊息，並且與NGO組織長期合作，貼近與社會溝通的途徑。台灣是否可能借助已經成立的人權紀念園區，反身探索「人權」、「戰爭」與「和平」關聯性的課題，進行創造性思考及作為，用來建構內部及外部的和平新文化－這是人權紀念園區的前瞻性想像的可能性之一。
三、我們與紀念館可以做什麼？
停止（stop）成見及偏狹認識，繼續（continue）廣泛人權議題的NGO工作，開始（start）建立自我信心的思維。認識自己的紀念館，促進鄰國紀念館交流。
【附註】
[1]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Peace Museum, INPM, 參考http://www.museumsforpeace.org/。世界和平博物館網絡，以世界和平博物館會議作為國際交流、推動博物館和平教育的平台(第一屆於1992年9月在英國Bradford舉辦，第二屆於1995年8月16- 20日在奧地利Stadtschlaining舉辦，第三屆於1998年11月7-10在日本大阪/京都舉辦，第四屆於2003年5月5-10日在比利時Flanders的 Ostend舉辦，第五屆於2005年5月1-6日在西班牙Gernika-Lumo舉辦，第六屆於2008年10月6-10日在日本京都/廣島舉辦)。
[2] 國內和平學研究請參考雷敦龢主編，2003，《和平學論文集2001》，台北：唐山出版社。
[3] ICMEMO（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於2001年巴塞隆納ICOM年會成立。成立ICMEMO可視為ICOM於21世紀伊始，對20世紀的歷史以及歷史紀念館社群的積極回應，主要的館設及成員以西方社會（尤其歐洲為主）為主，詳見ICMEMO網站。
[4] 參考大江健三郎，2008，《小說的方法》，台北：麥田。頁155-158。
[5] 「西方殖民政府在東南亞的權力制度想像，以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三項制度建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參考吳叡人譯，Anderson著，1999，《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文化。第十章。
－ 大江健三郎，2008，《小說的方法》，台北：麥田。頁203-204。
關於我們的紀念館裡的人物故事 － 祖父母輩沒說的、沒講清楚的、意思不明的、沉沒於過去的、隱藏在巨大黑影下的、…，我們開始學習去尋找答案、重新認識，連結一環又一環的細節；小說的方法同樣適用於建構紀念館的方法，我們得重新明確和認識祖父母輩（父母輩）的生命故事，讓記憶深刻起來，是紀念館的工作之一，週遭的鄰國也有助於我們深刻化記憶，因為人在時間（time）、空間（space）的位置，讓紀念館的人物故事開始了探索的旅程；這是東北亞與我國的和平博物館認識互為主體的開始，是以紀念館為起點，以文化交融為意念，面對自身，面向亞洲及世界。
鄭南榕基金會曾經於2005年初舉辦國內首次以「和平系列博物館」為主的3場演講，如何認識「和平系列博物館」的宗旨和內涵，為什麼會有這類的博物館，它又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與轉型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有什麼關係，我國與東北亞的館呈現何種對話的可能性？我們的和平博物館可以做什麼？怎麼做？一系列問題環繞著和平系列博物館的未來，簡言之，和平博物館提供我們認識自己、認識鄰國，建構和平（peace-making, peace- building）文化的場域。
台灣民主化過程設立的近代歷史紀念館，如：台北（市政府）228紀念館（1997）、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文建會，2002）、228國家紀念館（228紀念基金會，2007）、台灣人權景美園區（文建會，2007），或民間設立的紀念館：陳文成博士紀念會館（1998）、鄭南榕自由紀念會館（1999）、宜蘭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2002）等，都是具有紀念「人權侵害」、追求自由/正義的近代歷史紀念館，這些館及其展示內容或活動，對台灣當代社會而言是陌生的。從國際視野來看，這些跟隨民主化而產生的館，與國際社會正在興起的和平系列博物館或ICMEMO館，具有多面向及共通的特色，是博物館社群的新興事務，超越一般人對真、善、美的博物館印象，和平館表徵當代社會追求進步價值、面對自我中心或邊緣位置交互辯詰的文化現象。和平館與多數博物館的功能取向（物質性的物件一直是博物館的核心，而依序有了蒐藏、研究、展示、教育、活動五大功能），因於宗旨/使命的相異，因於非物質性的過去經驗（無形文化遺產）的世代傳承必要性，因於面對當代的挑戰、未來的變化，而產生新的認識論、知識論、方法論的探索和挑戰，東北亞各國、各館的20世紀史的歷史詮釋及博物館使命、與觀眾（尤其年輕世代）的溝通，都有待檢驗紀念館的國家主義立場或以人為主體的觀點與博物館內容詮釋之間的落差，新的世紀是紀念館對話的開始。
一、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一）和平博物館的由來及演變[1] ：peace（-related） museum→museum for peace
1、和平‧博物館兩個語詞的意義：和平、博物館單詞及複詞的意義。
2、當代和平學研究 [2]：「和平」指涉 "免除暴力"－積極消除破壞人類實現潛能的各種結構性、文化性的暴力，和平不只指涉 ”免除戰爭”，相對積極和廣義的定義包含了：衝突解決暨和平建構、國內衝突、和平理論、和平教育、和平運動、和平史、宗教與和平、非暴力、和平與生態、性別與和平、民主化、全球政治經濟、國際人權、難民、安全暨裁軍、和解、原住民權利（引用施正峰說明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學術分組）、非核運動、NGO和平運動、和平博物館運動、…等等。
（二）ICMEMO [3]的定義：
紀念國家或公共暴力受害者的歷史紀念館委員會（ ICMEMO）是ICOM（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的國際委員會之一，ICMEMO的目標是「鼓勵負責的歷史記憶」，藉由教育及運用和平利益的知識去增進文化合作─這也是ICOM的聯合國夥伴組織UNESCO的主要目標。這些紀念館的目的是紀念國家、社會決策及意識型態鼓動的罪行下的受難者。這些機構通常位於原先的歷史地點或倖存者為了紀念目的所選的地方，它們藉由保存一種與當代社會強烈連結的歷史觀點，尋求傳達歷史事件的訊息。
ICMEMO關切的議題，可歸納為下列範疇：(1)公共罪行與受害者；(2)近代歷史與真相；(3)民主轉型及發展；(4)社會和解與團結；(5)人類和平及方法；(6)博物館使命與當代社會、政治的密切關聯性；（7）和平系列博物館的國際性交流，從以上範疇可知，探討此類紀念館的課題非常廣泛。
二、東北亞三國和平博物館
根據2008年10月第六屆和平博物館國際會議大會所發行的《Museum for peace worldwide》（1995年UNESCO首度發行）：共列入45國223館，最早可追溯20世紀初的瑞典國際戰爭及和平館（1902-1919）、挪威諾貝爾機構（1904）、荷蘭海牙和平宮及圖書館（1913），二次大戰前成立的館不足10館，80年代前成立的約30館。之後，以歷史為詮釋核心而訴求不同宗旨的館，紛紛設立，屬性各異，與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具有聯結關係；亞洲以日本最早設立，館數最多。各國設館目的、歷史脈絡不同及其所帶來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影響，仍在持續演化之中，值得深入探究。以下簡要說明日本、南韓、台灣，中國必須另文討論（列入19館，多數為不同層級公部門的抗日紀念館）。
（一）日本：69館－80年代之前設立19館，日本以1955年設立廣島/長崎原爆館最為國際社會所知，以地方自治團體、市民社會設立的小館最多，館際合作以Muse- 和平博物館日本公民網絡通訊連結，日本社會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性的博物館熱潮（日本博物館法訂立於1951年，2005年博物館統計超過4,400館），或有推波助瀾之功。代表國家現代戰史館的東京靖國神社（1869年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稱靖國神社）遊就館（荀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1882年遊就館開館）沒有列入。
琉球以自己的歷史脈絡呈現自我的和平想像，1975年從美軍佔領「復歸」後，成立琉球縣立平和祈念館（設館理念：「…正是這場戰爭使沖繩縣民戰後在抵抗美軍軍事支配的重壓的過程中逐漸培養了“沖繩之心”。所謂“沖繩之心”就是尊重人性的尊嚴，堅決反對一切與戰爭有關的行為，謀求和平，格外珍惜發自善良人類靈魂深處的文化遺產。我們深切悼念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諸多英靈，並把沖繩的深刻歷史教訓原原本本地傳遞給下一代，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沖繩之心”。…」），1989年設立姬百合紀念館（戰後即設立紀念碑，它成為琉球二戰象徵性的館，歷史故事/館內當事人訴說是主要特色，沖繩海洋博覽會攻擊皇太子事件，表徵歷史與當代文化糾葛關係[4]），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新館於2000年開館）位於沖繩本島最南端摩文仁的國定公園，公園區另設有國立沖繩戰沒者墓苑（日本各都/道/府/縣設立紀念碑，公園全區廣達47公頃），國立墓苑設立於日本國境最南而不是東京，有待探究國家紀念空間與歷史關係。
（二）南韓：7館－和平博物館中心（2003）、分享之家/日本軍慰安婦歷史館（1992/1998）、韓國獨立館（1987）、濟洲43和平紀念公園（2008）、518國立紀念墓園（2007）、釜山民主公園（1999）、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1987）等，韓國國立的首爾「戰爭紀念館」（1994）沒有列入。
2000年2月INPM通訊文章提出：改變DMZ的名稱為： 「Peace museum Korea」、「Panmunjon Peace Museum」、「Peace Belt Korea」，並且建議2000年6月25日韓戰50周年，訂立「韓國和平日」。（DMZ，Demilitarized Zone非軍事區，根據1953年停戰協定，沿著韓鮮半島腰帶相近於38°線，南北韓各退二公里的非武裝區，東西248公里長，約九百平方公里，除了觀察哨駐防、原有耕作住民，禁止任何人遷入，DMZ南北兩側超過百萬駐軍。南韓在DMZ以南劃入5～20公里不等的限制區，禁止人民進入，共約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管制區，約相當於台灣面積百分之六強。）2004年10月首爾ICOM年會，特別安排了一整天的DMZ討論會，討論：(1) DMZ──冷戰的遺址；(2) DMZ的生態資源狀況和價值；(3) DMZ成為博物館區域(Dedicated Museum Zone)；(4)重新思考世界文化遺產的共同價值和DMZ；(5)保存歐洲冷戰遺址──藉由考古調查，典範化柏林圍牆的遺址和緣由。博物館對DMZ的文化、生態想像系列討論，混雜著國際冷戰餘溫下的南北韓軍事、政治、國際關係的對峙。
（三）台灣：6館（如前述）－公部門設立228紀念館、白色恐怖的綠島/景美人權紀念園區及民間設立爭取民主、自由的紀念館，設立目的集中於戰後事件及民主化價值。高雄旗津設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過程，市議會議員堅持「和平紀念公園」名稱，去「戰爭」，發生了曾經當過日本兵/國民黨海軍/政治受難者的許昭榮自焚事件（2008.5.20），戰爭記憶好似不存在於台灣當代社會、博物館的記憶裡。
20世紀兩個統治台灣的政府並沒有如Benedict Anderson所指，成功的運用博物館在台灣建構台灣住民「想像的共同體」。[5]目前，台灣並沒有以國家為主體建構的「戰爭」博物館，也沒有以「和平」為名的博物館，用來凝聚國家的集體記憶，建構台灣住民「想像的共同體」，卻有「人權」紀念園區。今後，台灣的人權紀念園區有必要以「人權」、「和平」普世議題為基礎，運用博物館每日與觀眾溝通的機會，傳遞和平訊息，並且與NGO組織長期合作，貼近與社會溝通的途徑。台灣是否可能借助已經成立的人權紀念園區，反身探索「人權」、「戰爭」與「和平」關聯性的課題，進行創造性思考及作為，用來建構內部及外部的和平新文化－這是人權紀念園區的前瞻性想像的可能性之一。
三、我們與紀念館可以做什麼？
停止（stop）成見及偏狹認識，繼續（continue）廣泛人權議題的NGO工作，開始（start）建立自我信心的思維。認識自己的紀念館，促進鄰國紀念館交流。
附錄： 平反二二八、白色恐怖重要記事
1987. 1. 23 民間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政府道歉．公佈真相．平反冤屈．設立紀念碑/紀念館
1987. 8. 30 「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
1988. 3. 9 監察院公佈1947楊亮功「228事件調查報告」，歷史真相不明
1988. 9. 27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
1989. 1. 28 海內外團體共同發起「228公義和平運動」
1989. 2. 28 林宅血案10週年
1989. 8. 19 全台首座228紀念碑在嘉義彌陀路落成
1990. 2. 27 立法院為228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有立委認為：「站不站起來是個人自由。」
1991. 1. 5 民間成立228事件研究小組
1991. 1. 18 行政院成立228事件研究小組
1991. 5. 20 反政治迫害大遊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老同學」上街頭
1992. 2. 22 行政院公佈「228事件研究報告」
1992. 2. 24 228音樂會、李前總統出席
1992. 2. 26 行政院成立228建碑委員會
1992. 5. 16 修正刑法一百條
1993. 5. 28 受難者發現白色恐怖百人塚（台北六張犁）
1995. 2. 28 台北市228紀念碑竣工，李前總統向228家屬致歉
1995. 4. 7 立法院通過「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1995. 10. 台北228紀念館選定館址（舊放送台/公園路燈管理處）
1996. 2. 28 台北市新公園改名為「228和平公園」
1996. 3. 7 台北228紀念館建館籌備會成立
1997. 2.28 台北228紀念館落成，紀念碑碑文完成後，立即遭拆除
1997. 9.26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成立
1998. 6. 17 公佈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1999. 12. 10 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李前總統向國人及白色恐怖受害者致歉
2000. 12. 北縣鹿窟白色恐怖紀念碑落成
2001. 7. 2 紀念陳文成博士20週年音樂會，「啊！福爾摩莎－為殉難者的鎮魂曲」首演，向所有受難者致敬
2002. 8. 台北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落成
2002. 12. 10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初步開放
2003. 1. 11 六張犁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落成
2004. 12. 3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召開「一人叛生死 ─ 成立戰後人權侵害調查委員會」記者會
2006. 1. 1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由觀光局東管處移交文建會經營管理
2006. 2. 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2007. 2. 28 國家228紀念館企畫展開展
2007. 12. 10 台灣景美人權園區開園
2007. 12. 29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成立
2008. 3. 27 中央政府設立「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揭碑
1987. 1. 23 民間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政府道歉．公佈真相．平反冤屈．設立紀念碑/紀念館
1987. 8. 30 「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
1988. 3. 9 監察院公佈1947楊亮功「228事件調查報告」，歷史真相不明
1988. 9. 27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
1989. 1. 28 海內外團體共同發起「228公義和平運動」
1989. 2. 28 林宅血案10週年
1989. 8. 19 全台首座228紀念碑在嘉義彌陀路落成
1990. 2. 27 立法院為228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有立委認為：「站不站起來是個人自由。」
1991. 1. 5 民間成立228事件研究小組
1991. 1. 18 行政院成立228事件研究小組
1991. 5. 20 反政治迫害大遊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老同學」上街頭
1992. 2. 22 行政院公佈「228事件研究報告」
1992. 2. 24 228音樂會、李前總統出席
1992. 2. 26 行政院成立228建碑委員會
1992. 5. 16 修正刑法一百條
1993. 5. 28 受難者發現白色恐怖百人塚（台北六張犁）
1995. 2. 28 台北市228紀念碑竣工，李前總統向228家屬致歉
1995. 4. 7 立法院通過「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1995. 10. 台北228紀念館選定館址（舊放送台/公園路燈管理處）
1996. 2. 28 台北市新公園改名為「228和平公園」
1996. 3. 7 台北228紀念館建館籌備會成立
1997. 2.28 台北228紀念館落成，紀念碑碑文完成後，立即遭拆除
1997. 9.26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成立
1998. 6. 17 公佈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1999. 12. 10 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李前總統向國人及白色恐怖受害者致歉
2000. 12. 北縣鹿窟白色恐怖紀念碑落成
2001. 7. 2 紀念陳文成博士20週年音樂會，「啊！福爾摩莎－為殉難者的鎮魂曲」首演，向所有受難者致敬
2002. 8. 台北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落成
2002. 12. 10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初步開放
2003. 1. 11 六張犁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落成
2004. 12. 3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召開「一人叛生死 ─ 成立戰後人權侵害調查委員會」記者會
2006. 1. 1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由觀光局東管處移交文建會經營管理
2006. 2. 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2007. 2. 28 國家228紀念館企畫展開展
2007. 12. 10 台灣景美人權園區開園
2007. 12. 29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成立
2008. 3. 27 中央政府設立「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揭碑
【附註】
[1]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Peace Museum, INPM, 參考http://www.museumsforpeace.org/。世界和平博物館網絡，以世界和平博物館會議作為國際交流、推動博物館和平教育的平台(第一屆於1992年9月在英國Bradford舉辦，第二屆於1995年8月16- 20日在奧地利Stadtschlaining舉辦，第三屆於1998年11月7-10在日本大阪/京都舉辦，第四屆於2003年5月5-10日在比利時Flanders的 Ostend舉辦，第五屆於2005年5月1-6日在西班牙Gernika-Lumo舉辦，第六屆於2008年10月6-10日在日本京都/廣島舉辦)。
[2] 國內和平學研究請參考雷敦龢主編，2003，《和平學論文集2001》，台北：唐山出版社。
[3] ICMEMO（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於2001年巴塞隆納ICOM年會成立。成立ICMEMO可視為ICOM於21世紀伊始，對20世紀的歷史以及歷史紀念館社群的積極回應，主要的館設及成員以西方社會（尤其歐洲為主）為主，詳見ICMEMO網站。
[4] 參考大江健三郎，2008，《小說的方法》，台北：麥田。頁155-158。
[5] 「西方殖民政府在東南亞的權力制度想像，以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三項制度建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參考吳叡人譯，Anderson著，1999，《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文化。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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