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欽榮
本文為
摘要
台灣的綠島人權紀念園區以「人權歷史」、「島嶼生態」、「和平文化」為宗旨，包含博物館設立目的、設立歷程所涉及的歷史、環境、文化因素，其中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與觀眾對人權侵害歷史的理解，是園區傳遞和平文化的重要內涵。本文著重討論NGO組織長期持續採訪白色恐怖受難者、救援者的生命經驗。受難者、救援者作為一位行動者的生命史，觀眾比較能夠從她/他們的故事中得到生命意義的啟發。觀眾因此容易產生同理心，理解和平文化對社會的重要性，促進社會和解的對話基礎，加深民主生活的文化想像。本文認為東亞的和平相關紀念館應以互相之間的歷史為師，創造和平的「同心圓效應」，如同水紋從中心點擴散，紀念館是和平文化傳遞的中心點，每一位觀眾也是和平使者的中心點。
關鍵字：和平文化、人權、台灣白色恐怖、故事述說、歷史詮釋
2005年西班牙格爾尼卡會議，令人難忘。我們在美麗的日本京都再次相會，我聯想到關西地區有許多日本人曾經長期參與救援台灣政治犯，
故事
故事一：三宅女士於2008年6月訪問台灣，參加許昭榮先生（1928-2008）在台灣鳳山的追思告別音樂會。2008年5月20日，日落台灣海峽時刻，曾經當過日本殖民時期日本兵、二次戰後國民黨海軍及白色恐怖政治犯（1958-1968）的許昭榮先生，在台灣高雄旗津海濱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自焚身亡。許先生抗議：「台灣國家不像國家，政府忽視台灣籍軍人沒有得到公平待遇，高雄市議會將把『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為『和平紀念公園』」，隔日台灣報紙以社會新聞版面報導這則新聞。
故事二：
故事三：蔡焜霖先生（1930-）擁抱著胸前兩張遺照，參加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的「逆風行腳」活動，一天走了20多公里；照片中兩位青年熱愛理想、鄉土，卻在1980年代、1950年代分別遇害，前一位是從美國返鄉探親遭官方約談而死亡的陳文成博士、後一位是楊俊隆。蔡焜霖先生曾經在1950年白色恐怖時代，被送到綠島監禁十年。楊俊隆是蔡焜霖台中一中學長，雖然就讀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卻不忘情學習哲學、歷史、音樂、原住民藝術；1950年於台南工學院就讀時，因讀書會被牽連「叛亂案」，判刑十年，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思想改造、勞動。1953年因「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被送回台灣，
前述故事突顯台灣與日本兩國民間友誼，表現在NGO團體及個人自發性人道主義的行動。檢視日本殖民時代文化遺留在台灣人民的不同世代間的影響，對台日兩國人民理解互相之間的歷史脈絡，具有深遠的意義。三位主人翁都曾經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教育，經歷二次大戰、1947年228事件，長期白色恐怖中受害，被長期監禁在台灣東南外海的小島－綠島（火燒島），他們是台灣20世紀史的見證者。
故事背後涉及百年來台灣歷史中：統治者轉換、語言變遷、國族認同、現代化、文化差異、社會回應、媒體觀點等等有待深入分析的社會學及文化研究的議題。故事透露主人翁以走過歷史的當事人及見證者，採取具體行動，期待社會認識「不久的過去」歷史，他們的行動所代表的文化意義，當代多數台灣人恐怕難以理解，主要原因是長期戒嚴統治（1949-1987）所造成的結構性影響，在民主化過程，政府及社會尚未妥善處理「轉型期正義」，相對而言，NGO組織長期關懷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掌握前述三個故事人物與歷史的關係，提供人權紀念園區珍貴的田野資料。
歷史脈絡
本文認為至少必須從兩個方向深入理解前述主人翁世代的歷史脈絡：
（1）、東亞鄰國比較歷史研究，是東亞和平相關博物館不能忽視的重點：尤其是地緣因素所產生的過去到今天的互相關係，如日本、琉球、韓國、中國、台灣之間的歷史脈絡關係。日本東京靖國神社遊就館及南韓首爾戰爭博物館的常設展，都提到台灣歷史的關連性，遊就館的「靖國眾神」展示廳還有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兄長李登欽的照片，首爾戰爭館的展示提到中華民國（台灣）參加越戰，台日人民或台韓人民如何理解前述博物館歷史展示的脈絡，這個問題需要另文處理。
（2）、以「人權」觀點詮釋台灣歷史的脈絡：從受難者的觀點來看，戰後台灣歷史是一段時間漫長的人權侵害歷史，也是人民爭取權利的歷史，主客觀環境促成台灣20多年來民主化過程，產生各式各樣廣泛訴求人權議題的NGO組織，這些組織參與國內外人權運動，包含了救援政治犯、平反歷史運動。「人權」的抽象概念雖然來自西方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台灣戰後史的實質內容包含無數的侵害「人權」、爭取權利的案例。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先後成立推廣「人權」為目的的博物館，例如：紀念228事件（1947）的台北228紀念館（台北市，1997）、紀念白色恐怖（1949-1987）的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台東綠島，2002）、台灣人權景美園區（台北縣，2007），台灣民主化過程，人民要求知道過去所發生的事，紀念館成為當代記憶歷史的場所。
簡要了解台灣過去百年歷史，戰爭影響台灣住民的命運。1895年清日戰爭，清國戰敗，永久割讓台灣給日本；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從日本殖民地被中國國民黨政府佔領；之後中國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國際冷戰形成；1949年之後，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與中國的共產黨政府，雙方處於持續內戰的狀態。今天台灣雖然已經是民主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影響台灣，中國不只佈署飛彈面向台灣，更於
從三方面來理解台灣的紀念園區能夠做什麼，有助於台灣社會自我認知，並增進鄰國的互相理解，分享民主帶來自由、人權的成果及有待克服的障礙。
其一是歷史脈絡：1895年之後日本殖民統治建構臺灣住民成為「日本人」，及1945年戰後來自中國的國民黨統治體制建構臺灣住民成為「中國人」的建構過程，兩個政府並沒有成功的運用博物館在台灣建構台灣住民的「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指出：西方殖民政府在東南亞的權力制度想像，以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三項制度建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Anderson 1991：chapter 10）檢視博物館在台灣歷史中的角色，20世紀兩個外來殖民體制在台灣建構國族認同的現象，並不堅固。
其二：台灣沒有以國家為名的「戰爭」博物館，用以凝聚國家的集體記憶，建構台灣住民「想像的共同體」，台灣是否可能更有機會借助已經成立的人權紀念園區，反身探討「人權」議題，以及「戰爭」與「和平」關聯性的創造性思考，用來建構內部及外部的和平文化，這是人權紀念園區具有前瞻性的想像。
其三：許多論著已提及「國際人權」理念及實踐，在上個世紀二次戰後，有顯著的發展，「人權」是否成為普世的價值，學者的論述、各國實踐的經驗，都不能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因此，「人權」跨文化觀點（Humans Hrights i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的內在正當性、外在普世性，在21世紀被廣泛討論。以人權概念及實踐為基礎的和平思想和行動，是和平相關博物館重要議題。
過去台灣命運的轉變，決定於鄰國交戰結果，台灣從來不曾發動戰爭，台灣卻成為戰爭的被害者。目前，台灣並沒有以國家為主體建構的「戰爭」博物館，也沒有以「和平」為名的博物館。人們經常以「和平」相對立於「戰爭」這樣的成對語彙，來理解「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及它們各自的概念。台灣沒有戰爭或和平博物館，卻有「人權」紀念園區，今後，台灣的人權紀念園區以「人權」為基礎發聲，傳遞和平訊息是必要的，在「人權」、「和平」議題上，紀念園區與NGO組織長期合作，貼近社會實態，才能回應前述故事所反映的議題。
歷史詮釋與當代社會
台灣的人權紀念園區首先要深入研究、書寫：許多侵害及爭取「人權」的案例，從這些案例的微觀和宏觀分析，才能掌握一個長達38年戒嚴的社會裡，個人、全體、公共領域的全貌，理解禁錮的社會帶來今日有形、無形的影響，認知「轉型期正義」的所有問題是當代社會集體的挑戰，共同克服這些難題的經驗，是社會邁向互信、和解的民主化的新經驗。紀念園區每日開門與觀眾互動，是從歷史經驗中學習社會和解方法的理想場所，紀念園區可說是傳遞人權、和平訊息的發訊中心，建立和平的民主文化的教育機構。
傳遞和平訊息的方法及媒介有很多種，除了故事述說、歷史詮釋，借助多樣性的藝術創作，都是好方法。這幾年來，台灣的人權園區以官方觀點從事的硬體建設或紀念性活動之外，NGO組織從連結受難者與觀眾的世代之間的歷史認知落差出發，盡力彌補當代社會遺忘歷史的失落情感，具體的作法有：參訪歷史遺址、「台灣不會忘記」日本相關和平博物館參訪及拜訪人權救援者、救援影片/兒童人權影片製作、人權之路書籍出版（中、英、日文）、歷史人權檔案展覽、青年人與受難者面對面座談、口述工作坊、辦理音樂祭、藝術創作祭、表演活動，多樣性的活動都是以歷史素材做為連結觀眾的主軸。
促進和平的工作是人類長久以來的重要議題，和平博物館是跨越世紀的博物館界的新事務，博物館作為每日與觀眾溝通的文化機構，與當代社會產生密切的關聯，和平博物館可以擔負更為前瞻的功能，擔任和平文化的守護者（keeper）和創造者。ICOM於2001年成立ICMEMO，ICMEMO所定義的相關博物館與和平相關博物館之間，產生一些交集，也有相異之處，這裡無法討論這個議題，但是，以ICMEMO的訴求作為參照點，台灣的228紀念館或人權紀念園區都具有ICMEMO所訴求的特質，它們都位於歷史事件的遺址所在地，紀念公共罪行下的受害者（the Remembrance of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台灣的紀念館或人權紀念園區可依照ICMEMO所聚焦的議題[1]，來從事與社會溝通的任務。目前，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正在朝著ICMEMO關注的議題，進行博物館工作，但是，在實際操作上仍然面臨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文物收藏並不容易，因而倖存者的口述成為最重要的證言。口述歷史非物質性的本質，如何運用在和平博物館的展示呈現，需要借助動態影像科技技術的支援，以當事人「再現」歷史的述說，來傳達當時的情景。
傳統上，博物館以物質文化為主要的展示方式和敘述，和平博物館是以人類經驗為主的述說，是一種非物質性的展示為主，較接近於文化資產學界所討論的無形文化資產。運用無形與有形資產在和平博物館中展示是新的挑戰，台灣的人權紀念園區所展示的是：人們為自由、平等、解放的價值奮鬥的「歷史真相」，又如何被當代人權紀念館「再現」？
人類學家Geertz提出詮釋人類學的方法論，不只提供研究取徑的差別，更為重要的是對於歷史的理解，來自更深層的人性關懷與尊重個體的文化差異。紀念園區追求「歷史真相」的方法之一是，經過廣泛多次口述訪問，倖存者的文化意念被多層次深描而「被再現（be represented）」出來，紀念園區負責任地對待歷史的態度，必須隨時檢視「再現本身是怎樣被再現（be represented）出來的？」
初步估計，台灣仍然有數千位還未接受採訪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如果能夠成為更有價值的人類精神遺產的「流動話語」（Geertz），那麼，台灣白色恐怖的研究，透過歷史學、政治學、法律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領域的交互研究方法，將提供人權紀念館豐富的幫助。其中，NGO工作帶給我們的啟示是：跨越學科邊界是何等重要，筆者期待、想像台灣白色恐怖的跨領域研究在NGO組織、不同學術領域邊界穿梭，綻放出多采的生命經驗和知識的火花。
結論
[1] The IC MEMO boar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1. Preservation of authentic sites and buildings. 2.Acquisi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ollections.3.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between Memorial Museums, especially on the field of commemoration and education.4.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organizing and describing records and objects.5. Cooperation on the fields of exhibition, acquisition, education and documentation.6. Chances and borders of digital presentations (database, Web-site, onlin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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