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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戰跡國定公園

文/曹欽榮


(圖說:從公園平和之丘望向沖繩縣立平和祈念館。 攝影 曹欽榮)

  太平洋戰爭後期,1945年3月23日,盟軍以美國為首開始在沖繩群島反攻作戰,4月1日美軍在那霸北方嘉手納附近上陸之後,日本準備持久焦土戰以保本土,沖繩在90天的最後戰役傷亡慘烈,交戰雙方死亡200,656人,戰後沖繩各島/市/町/村不斷設立慰靈碑
超過360座,最後戰地-南部系滿市摩文仁沖繩戰跡國定公園內的國立沖繩戰歿者墓苑,有包括來自日本本土各府、縣所設慰靈塔50座及鄰近周邊超過28座慰靈塔。

  沖繩「復歸」日本之後,1975年6月12日設立沖繩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舊館),目前新的沖繩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於2000年4月1日開館,新館所在的平和祁念公園位於沖繩本島南邊,是日本紀念二戰的國定公園。廣達47公頃的園區裡,墓苑及靈域是否代表日本首都靖國神社之外的二戰最主要紀念地?設於那霸南邊兼有遙祭太平洋戰爭南方海域的戰死者,反映了日本文化思維下的戰爭記憶及紀念地。

  漫長戰後處理「戰爭歷史」過程形塑沖繩住民對戰爭受害經驗的集體記憶,凝聚成一個追求非核.和平運動的共同體,遍佈島上的紀念碑不斷提醒過去的歷史記憶,而藉由紀念館及它的活動更加強化集體記憶。

(圖說:悼念者在平和礎石紀念碑前默哀沉思。 攝影 曹欽榮)

【原載於《台日文化經濟協會通訊》第二期,2009年7月】

台灣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文/曹欽榮


(圖說:位於台灣高雄旗津海濱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區」。 攝影 曹欽榮)

  2009年,已經距離上個世紀二次大戰戰後64年!

  5月20日下午,台灣第一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在瀕臨台灣海峽的高雄旗津西岸落成,落成典禮當天烈日強風,雲彩詭譎,有如召喚戰士亡靈歸鄉。公園內「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同時開放,紀念許昭榮(1928-2008)的立碑落成。

  許昭榮曾經當過日本殖民時期日本兵、二次戰後國民黨海軍及白色恐怖政治犯(1958-1968),長期努力為促成設立這座公園而奔走。2008年5月20日,日落台灣海峽時刻,重新執政的馬政府正在高雄辦總統就職國宴,高雄市議會準備拿掉公園名稱裡「戰爭」兩字,許昭榮憂心「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未來命運,自焚身亡。許昭榮的行動表達許許多多無法回鄉的魂魄最深層的抗議。


  公園內有「臺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國共內戰殞身原日本軍、前國軍)「臺灣無名戰士紀念碑」(2004年11月10日立)、「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2006年1月26日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興建緣由碑石」(2009年3月高雄市政府立)等不同時間設立的碑石,公園興建緣由碑石最能說明「台籍無國戰士」的處境。


(圖說:「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外觀圖案,以戰士戴著三重身份軍帽:日軍、國民黨軍、解放軍,顯示台籍戰士在二次大戰前後「不知為何而戰」的處境。 攝影 曹欽榮)



(圖說:「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碑名石由日台國民文化交流會及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建獻(2006年11月28日):碑名石背面銘刻詩人陳千武(曾經當過日本兵)書寫:「永恆神聖 愛和平的戰友 回故鄉 共享亮麗的親情」。 攝影 曹欽榮)


【原載於《台日文化經濟協會通訊》第二期,2009年7月】

歷史記憶衝突中的紀念博物館:英靈谷和中正紀念堂

文/吳乃德(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西班牙和台灣這兩個新民主國家,英靈谷(Valley of the Fallen)和中正紀念堂這兩個「歷史性」建築有太多的類似。兩個民主國家都是在民主轉型之後二十年左右,才開始認真追求轉型正義。西班牙的歷史遺忘症是雙方的協議;台灣則主要是因為威權政黨在民主轉型之後,繼續執政。轉型正義雖然遲到,仍然導致相當的政治和黨派紛爭;其中尤以對兩棟歷史性建築的紛爭為烈。

英靈谷和中正紀念堂這兩個建築物的相似性,在民主國家中顯得非常突出。全世界似乎只有台灣和西班牙這兩個民主國家,仍然以龐大的、甚至令人震撼的紀念碑來供奉其逝去的獨裁者。全世界也似乎只有這兩個民主國家,以國家公共資源來紀念、並提醒後代,獨裁者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古今中外的獨裁者中,只有法朗哥和蔣介石兩位不止生前享受絕對的權力,逝世後仍然得以在民主時代享受崇高的地位。其紀念碑之宏偉,在他們的國家中都遠遠超越其餘的政治領袖,甚至(法朗哥的例子)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君主和國王。

兩者的建築風格雖然差異極大,卻包含相同的理念。表面上看來,英靈谷是非常基督教的,不論是裝飾的雕像、或基本建築(包括巨大的十字架和山洞裡面的大教堂)。而中正紀念堂則是非常東方的,雖然其內部的雕像是西方式的。可是,兩者都建立在相同的理念上:統治者的帝王心態。

兩者唯一的差別是,英靈谷為獨裁者為自己所建造。而中正紀念堂的建造者則為獨裁者的後代,包括血緣的後代。如果前者是為了滿足獨裁者自己的「病態自大狂」,後者則是為了後代的政治利益。不論動機是什麼,兩個計畫都只有在獨裁國家才可能實現。然而也都為自己國家的民主帶來相同的困擾。

英靈谷和中正紀念堂的相似性,或法朗哥和蔣介石的相似性,不止於此。以個人而言,兩者都是職業軍人出身,都懷著右派的意識型態,領導對抗左派勢力。更重要的是,兩者對人權的侵害也都和內戰密切相關。只是法朗哥是內戰的勝利者,以勝利者之尊為自己建造萬世陵寢。而蔣介石則因為是內戰的失敗者,終其一生都未能反敗為勝,其紀念碑之建構因此必須留待後人,他的兒子。

雖然兩者對人權的大規模侵害都和內戰相關,卻都無法因此稍減他們的政治和道德責任。一般而言,內戰是人權被漠視的特殊時期。大多數的政治和倫理規則,在內戰通常都不被尊重。在西班牙,法朗哥所領導的叛軍固然犯下普遍性的集體暴行,共和派也曾經集體處決神父和修女。在中國,共產黨對落在其手中的國民黨工作人員,同樣沒有任何的寬容。可是法朗哥和蔣介石在內戰結束、地位穩固之後,都仍然繼續侵害人權。這個現象讓他們無法逃脫政治和道德責任,讓「功過相抵說」失去說服力,也是他們的紀念碑成為我們今天的負擔的最大原因。

英靈谷的病態自大

西班牙的內戰開始於1935年,結束於1939年。由於第二次大戰緊接著開始,而許多國家也都參加了內戰,分別支持交戰的雙方。蘇聯支持共和派,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則支持法朗哥。西班牙內戰因此被視為第二次大戰的暖身。內戰於1939年結束後,法朗哥就迫不及待地在1940年4月通過立法,開始建造英靈谷,他的戰利品,也是他的歷史遺產。

雖然英靈谷安置了大約四萬個在內戰中喪生的遺骸,可是只有兩個姓名公開陳列在這個雄偉的建築中:法朗哥和李維拉(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李維拉是西班牙極右派政黨「長槍黨」(Falange)的創立人,於1936年的11月20日為共和政府槍決。法朗哥後來亦死於這一天。11月20乃成為西班牙右派最重要的日子。每年這一天,右派團體到英靈谷緬懷領袖,活動包括獻花、演說、行法西斯舉手禮等。直到2007年的「歷史記憶法」禁止在英靈谷從事政治活動。

這兩個姓名出現的所在,是山洞內部教堂聖壇的前方。兩人的遺骸安置在聖壇前方的大理石地板下,如同過去教會的聖徒。法朗哥的遺骸當然更為接近聖壇。其他無數在內戰中死難的同志,則埋骨於兩側的山洞中,其姓名只載於名冊。這四萬個遺骸就像糖衣,包裹著法朗哥企圖延伸至來世的野心和虛榮。

這個雄偉的個人紀念碑於1941年開工,1959年完工。共費時18年。花費了大約2億英鎊。因為當時西班牙極度缺乏物資,水泥也不易獲得。所以用當地蘊藏的花崗石為原料。建造高峰期大約3千人同時切割花崗石。建築工人部分是政治犯(大約2萬政治犯)。當時法朗哥政府提出的條件是,政治犯每工作一天可抵3天的刑期。

當你離開馬德里不遠,你就看得到陵寢上的十字架。它高出教堂150米,高出附近的平地則有300米。大約50層樓高。是全世界最高的十字架。從30英里外都可以遠遠地眺望它。光是十字架就花了6年的時間製作。

同樣壯觀的是十字架下方的教堂。教堂深入花岡岩山裡260米,為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甚至比梵諦岡羅馬教皇的聖彼得教堂還雄偉。在十字架的下方、教堂入口的上方,放置著一個仿米開朗基羅「聖母懷抱受難聖子」的巨大石雕。象徵著內戰死難者,特別是法朗哥本人,乃為崇高的西班牙而受難犧牲。

光是紀念碑的宏偉和它為法朗哥個人所做的特殊安排,仍不足以顯示紀念碑啟造者恢弘的胸懷。英靈谷座落的地點也顯示了法朗哥的氣勢。法朗哥所選擇的個人紀念碑的地點,位於西班牙諸王的陵寢(El Escorial)附近。只是過去的西班牙諸王埋骨的所在,都只是皇宮地下室國王墓穴中的一個小小的角落,而且是群居在相同的房間中。不若法朗哥得以獨自埋骨於宏偉的建築物裡。即使對人類文明有相當貢獻的林肯總統,他埋骨的所在也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黑色大理石棺,放置在一個含蓄的、只有一層樓高的圓形建築裡。

法朗哥本人對紀念碑的理念,也充分顯示他對自己在西班牙的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解釋:

我們的十字軍所具有的面向,我們為勝利所做的英雄式犧牲,以及這個史詩對西班牙未來的深遠影響,不容許我們只為它豎立簡單的紀念碑,如同那些我們在許多小城鎮中所設立、用來紀念歷史中的其他偉大事件,和西班牙兒子的光榮行為的紀念碑。即將豎起的石頭必須如同古代的紀念碑那樣,拒絕臣服於時光和遺忘。 (註1)

法朗哥提到古代紀念碑,當為埃及金字塔和希臘神殿。在他心目中,他對西班牙的解救顯然值得以一座金字塔和神殿來紀念。

可是,無數為他所屠殺者、以及其後代,顯然不這麼認為。

記憶的恢復

在法朗哥統治時期,英靈谷紀念的不只是內戰的死難者,也見證著領袖的豐功偉業。另外一邊的受難者及其後代,當然只能冷眼旁觀。1980前後開始的民主化,並沒有改變英靈谷的政治圖騰地位。加害的一方和被害的一方相約遺忘過去。在特意的遺忘中,英靈谷持續成為加害者的聖地。每年的法朗哥忌日,右派團體相聚在此舉行緬懷領袖的儀式。而特意的遺忘也讓無數人甚至無法尋找失落的親人屍體。

可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相約遺忘之後,西班牙人決定他們要開始恢復記憶。和台灣的例子類似:過去不可能特意被遺忘。故意被遺忘的過去會隨時會回來騷擾我們。

2002年,民間的「恢復歷史記憶協會」向聯合國「強迫性或非自願性失蹤工作小組」提出申訴:大約有3萬人被集體秘密處決、掩埋。該協會同時也主張,將法朗哥的象徵自公共領域移除,其中包括英靈谷,。因為英靈谷「侵犯了受難者的尊嚴。」落成後四十多年之後,英靈谷的政治象徵終於第一次被挑戰。

「恢復歷史記憶協會」的申訴並非毫無根據。在民間自發的努力下,許多集體墳場陸續被挖掘。光是Malaga市附近,至2009年四月為止,就有2,200屍體被掘出。其中20%是婦女,甚至包括兒童。大部分的屍體雙手反綁在後。估計此處總數應有大約4,800人被掩埋。在Silva市附近,則有170處集體墳場被發現,。至2008為止,該處總共掘出4,054個屍體。El Carrizal Ravine地區則挖掘出2,300屍體。

一位當年是牧童的目擊者指出,當年他連續好幾天聽到從刑場傳來的不停槍聲,以及受難者的呼叫:「謀殺者」、「罪犯」等。有一次他聽到的是「拜託不要殺我,我有五個孩子。」 (註2)

事實上,大規模的屠殺和壓迫沒有因內戰結束而停止。內戰結束後,從1939至1943年間,大約有20萬人為法朗哥所槍決。據說,法朗哥經常邊吃早餐邊簽署死刑核准書。在台灣的蔣介石則偶而更改判決書,將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統治者的心態令人好奇。

在這種大規模的屠殺中,受難者自然無法容忍英靈谷的存在,一個侮辱其記憶和傷痛的宏偉建築。

事實上,從1958年開始,少數共和派的死難者在屍體被挖掘出來之後,就被秘密送到英靈谷,和其他4萬個法西斯派的屍體埋在一起,象徵英靈谷屬於所有內戰的犧牲者。法朗哥不只希望他的黨羽陪葬,甚至希望西班牙所有黨派的靈魂都可以陪他。畢竟,他屬於全西班牙。只是大多數的西班牙人並不知道這件事;少數後來知道的人,則是憤怒有加。

2006之後,政治氣氛開始起變化。2007年西班牙國會通過了執政黨提出的「歷史記憶法」。這個法案將賠償受害者,資助受害家屬尋找屍體、重新埋葬;禁止每年法朗哥忌日舉行紀念活動,並將所有和法朗哥政權相關的符號和紀念標誌,除了具有藝術價值者外,全部自公共建築、街道等公共領域徹底消除;宣告獨裁政權時代的政治判決「不正當」等。事實上,在歷史記憶法通過之前,存在於西班牙各地的法朗哥銅像,大約有90%早就被悄悄地移走了。最後一尊放置在馬德里的「新行政廣場」上的法朗哥雕像,也早在2004年3月在半夜中被移走。

受該法案最大影響其實是英靈谷。政治氣氛改變後,某些共和派受難者的後代在得知其親人埋骨於英靈谷之後,終於敢於要求歸還親人的遺骸。2008年,因為起訴智利獨裁者皮諾契而聲名大噪的Garzon法官,下令英靈谷的管理單位開啟地下墳場,歸還受難者的遺骸。在政治分裂中,巨大的反彈不可避免。由於他的命令來自於他對法朗哥時期罪行的調查,而這項調查卻被最高法院判定超出他的職權,他只得放棄整個案子。

受害者當然非常憤怒。被埋在此地的共和派的兒子一位說,「這是真正的侮辱,受害者和加害者埋在一起,而且埋在法西斯的象徵裡,和法朗哥只有數碼之隔!」另一位說,「如果我的祖母知道她的丈夫和[法朗哥]這個壞人埋在一起,她一定會嘔吐。」

共和派不願意親人的遺骨放在英靈谷中,不只因為不願意和獨裁者為鄰,也因為整個英靈谷的裝飾都非常的法西斯。例如,在通往萬人塚的地窖大門上,裝飾著法朗哥和法西斯的象徵徽章:老鷹和弓箭。

民主社會的獨裁者紀念碑

和中正紀念堂一樣,英靈谷已經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雖然造訪者多為外國觀光客。大多數的西班牙人很少想到它,也很少來此。大多數的參訪者都是外國遊客。一位前政治犯說,「我絕不會去那裡,除非將它改成停車場,或者允許我在法朗哥的墓碑上小便。」 (註3)

不只如此。英靈谷完工至今,曾經有三次的破壞行動。第一次發生在1960完工開放後不久。三個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放置炸彈,無人傷亡。做為嚮導的西班牙青年,雖然事先不知情,仍然被判刑11年。第二次發生在199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革命組織」在園區中放置炸彈。同樣無人傷亡。第三次則是發生在2005年,自製炸彈被放置在附近的庭園中。仍然無人傷亡。

也和中正紀念堂一樣,英靈谷在民主化之後成為民主時代的負擔。不加以處置,甚至繼續以國家的資源維護它,顯然不符合民主精神。可是加以處置,勢必又引起政治紛爭。這兩個宏偉的紀念碑都成為民主國家的難題。而這兩個國家至目前為止也似乎都無計可施。

西班牙政府在2004年成立「內戰及法朗哥主義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針對如何紀念受難者提出建議。卡達蘭綠黨副主席Jaume Bosch 參議員負責的工作是,如何更改英靈谷,以讓訪客有完全不同的闡釋。他說,「我希望英靈谷可以變成如今納粹集中營遺址那樣。我們不想將它摧毀…我們希望這個紀念碑不是只用一個角度來記憶獨裁體制,我們希望它也能譴責獨裁體制。對數百萬的西班牙人而言,這個地方的存在是對我們民主的持續侮辱。」(註4) 他的具體建議是將英靈谷修改為「教育中心」,讓參訪者了解「法朗哥政權的壓迫及其所引起的苦難」。他的提議獲得30多個人權團體的支持。(註5) 這其間也有人提議,將英靈谷改為「內戰紀念館」。

可是委員會卻遲遲無法做出決定。許多人認為,政府無法接受的一個原因是,Bosch參議員也提議將法朗哥的遺體自英靈谷教堂內移走。委員會發言人說,它牽涉到太多複雜的問題。正如中正紀念堂一樣,因為牽涉到太多問題,我們如今仍然隨著不同政黨的執政,而在恢復原狀和隨意更改之間擺盪。

事實上,現在正是一個處理的時機。以西班牙而言,目前只有3%的國會議員超過64歲。所以,正如西班牙一位政治學者所說的,「我們是可以不懷抱恐懼或創傷來處理這些問題的第一代。」(註6) 在2002 年的11月20日(法朗哥的忌日),社會黨和保守的民眾黨第一次獲得共識:挖掘遭法朗哥派違法屠殺、大約有600處遍布全國的集體墳場。兩黨同時連署聲明譴責法朗哥:「沒有人可以合理化用暴力做手段,將其政治信念強加在人民身上;沒有人可以合理化侵犯公民自由和尊嚴的極權體制。民主社會必須譴責、同時防止這樣的行為。」

2009年,法朗哥的家鄉El Ferrol剝奪先前頒給他的「榮譽市民」和「鍾愛之子」(Favorite Son)頭銜。中央政府則規定法朗哥的後代必須將其夏日別墅對公眾開放使用。

結論

西班牙和台灣,英靈谷和中正紀念堂,實在有太多的類似。雖然西班牙至今對英靈谷未能做出任何更動,可是期間出現的幾個想法,或許值得我們參考。

執政的社會黨並沒有接受拆除英靈谷的呼聲,而且也讓法朗哥的遺體繼續留在教堂內。可是它卻堅持禁止政治團體在英靈谷舉行紀念儀式。英靈谷畢竟是國家的財產,也由國家的資源加以維護。因此不得以國家資源崇拜獨裁者,也不得在國家的公共場所崇拜獨裁者。

「除了法朗哥之外,沒有任何一個20世紀的獨裁者能享受用國家公共資源所維護的紀念館。」在大學時代被法朗哥政權監禁,後來在英靈谷當奴工的一位政治犯這樣說。(註7) 他顯然不知道遙遠的東方,也有一位獨裁者正享用著民主國家的資源之供奉。「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用公共資源來維護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陵廟。」另一位曾經在英靈谷當過奴工的先生同樣這麼說。(註8)

因此,在我們想出處理紀念碑的最終方案之前,我們或許應該有起碼的共識:民主國家不應使用國家的資源來供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獨裁者。即使台灣的政黨無法獲得譴責蔣介石的共識,至少可以停止繼續以國家資源、以國家的儀隊來尊崇蔣介石。

如果這個共識可以獲得,那麼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應該是將銅像自紀念堂移走。我們或許可以認真考慮黃長玲教授的提議:呼籲對蔣介石有情感的人和政黨,以民間的資源將銅像供奉在他們認為合適的地方。沒有銅像的紀念館如何使用,則可以再討論。

一個留白的紀念館將具有教育性的功能。德國柏林的外交部會客室,原來是納粹國家銀行總裁辦公室,後來成為東德何內克和共黨政治局委員開會的地方,因此牆上掛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肖像。如今肖像移走後,牆上留下兩塊長方形的痕跡。可是德國政府特意讓這兩處痕跡保留下來,當作一種警覺和提醒。同樣的,蔣介石銅像移走後,銅像所在的位置或許也可以留白,旁邊附以說明。

對觀光客來說,空盪的紀念館也是見證台灣民主的很好展示。

【註釋】
註1:History News Network http://hnn.us/roundup/entries/8379.html, 2009/6/20。
註2:World Socialist Website www.wsws.org/articles/2008/nov2008/garz-n13.shtml , 2009/6/20。
註3:Katherine Hite, “The Valley of the Fallen: Tales from the Crypt,”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44,2(2008):118。
註4:History News Network http://hnn.us/roundup/entries/8379.html 2009/6/20。
註5:Time 2005/11/13。
註6:同前註。
註7:European Jewish Press www.ejpress.org/article/news/4262 2009/6/20。
註8: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3/20。

戰爭記憶與認同取向:沖繩和平意識之特徵

文/林泉忠

林泉忠(LIM, John Chuan-Tiong),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副教授。電子郵址:johnlim@fas.harvard.edu﹔部落格:http://blog.ifeng.com/1305287.html

日本沖繩縣(或稱「琉球」)是二戰期間日本國内遭受戰火蹂躪最深重的地區之一。

在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沖繩戰中,戰死的人數逾二十萬,其中沖繩縣出身者超過十二萬,包括爲數九萬多的一般民衆(註1),佔當時沖繩人口的三分之一,慘重之程度即使在遭受二戰戰火洗禮的地區之中亦屬罕見。這場戰爭所留下的陰影,數十年來在沖繩社會揮之不去,並使沖繩在戰後成爲日本反戰意識最強烈、和平意識最濃厚的一個縣。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日本本土的廣島、長崎也同樣深受二戰之苦,也是和平意識強烈的地區,但是沖繩的反戰與和平意識卻多了一份廣島和長崎沒有的歷史沉重感,以及與近代以來跌宕起伏的國族認同錯綜複雜的關係。

今年正值日本薩摩入侵琉球整四百年與明治日本吞併琉球一百三十週年,在此一對沖繩而言異乎尋常的重要年份,來探討沖繩民衆和平意識中夾雜的歷史苦難以及與日本糾纏不清的情感關係,顯得更有意義。

一.沖繩戰紀念形式的多樣性

沖繩社會之所以在戰後能夠長期維持高漲的和平意識,持續至今的各種戰爭紀念設施與相關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些設施與活動的目的雖然都離不開追悼死難者、銘記戰爭的殘酷以及呼籲珍惜和平的可貴,不過不同的紀念方式所側重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戰爭結束紀念日與相關的集會等活動。這些活動通過一年一度隆重的追悼儀式與紀念集會,高度集中地提醒人們對過去那場戰爭的記憶以及冀望歷史記憶的傳承。沖繩最重要的紀念日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慰靈日」,用以紀念沖繩戰的結束,有別於日本本土八月十五日的「終戰紀念日」。其中由縣政府主辦的「沖繩全戰歿者追悼式」廣受媒體注目,近年來還成爲日本首相不可缺席的重要儀式 。(註2)

同樣是延續戰爭記憶與喚起和平意識,常年設置的戰爭紀念碑、紀念館,其影響力並不局限於某一天,受教育的對象也並不集中在沖繩的民衆。如果說戰爭紀念碑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追悼死難者,那麽主要以展覽方式呈現的戰爭紀念館則更具教育後人的功能。

沖繩本島的南部是沖繩縣的中樞地區,也是沖繩戰的主戰場。各式各樣的紀念碑集中在南部,林林總總,據估計不下一百座。在紀念館方面,較大型的公立設施主要包括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及國立墓苑、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海軍司令部戰壕、對馬丸紀念館,而縣級以下的非專門設施裏也有不少包括了沖繩戰的展示,如沖繩縣立博物館、那霸市歷史博物館、沖繩市立郷土博物館、烏魯瑪市立石川歷史民俗資料館、南風原町立南風原文化中心等。而民間設施中較受推崇的則有佐喜眞美術館。這些設施不僅著重重現戰爭史實,由於長年吸引了包括來自日本本土的學生團體,其教育新一代的意義不言而喻。

在沖繩,維繫戰爭記憶的另一種重要方式是透過研究、口述歷史與藝術加工,以平面媒體或音像媒體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爲數最多的是傳統的平面媒體。幾乎所有沖繩的書店裏,都設有沖繩相關内容的書架,此現象在日本本土的書店裏相對罕見。有關沖繩戰的書籍在八十年代出版最多,即使是現在每年仍有新的相關著作面世。在音像媒體方面,主要是電影,較受矚目的作品有《激動的昭和史—沖繩決戰》、《蔗田之歌》、《姬百合塔》,以及《海龜與少年》等。

此外,在戰跡紀念設施、公民舘、文化中心、學校等公立與民間機構所舉辦的戰爭生存者演講會、戰時失蹤者的追查、戰歿者遺骨的查證、歸還、慰安婦設施的調查與受害人的查尋等都可以看出沖繩社會積極記錄戰爭、保存戰爭記憶的努力。

二.戰後和平意識的呈現

沖繩民衆強烈的和平意識並不停留在保存戰爭記憶的層面,而同時也在戰後的社會發展與現實生活中展現出來。

其中最爲人熟知的是沖繩民衆長期對反對美軍基地的執著與堅持。沖繩戰後,美國佔領沖繩並開始了長達二十七年的單獨統治,期間在東亞冷戰格局成型初期的一九五零年前後開始在沖繩大舉建設美軍基地,這些基地大部分在一九七二年沖繩歸還日本後仍繼續運作。目前駐日本的美軍有七成左右集中在沖繩,美軍基地在沖繩本島就佔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沖繩社會的反美軍基地運動在一九七二年後仍持續至今,其中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九五年因發生美軍強暴沖繩少女而爆發的沖繩大規模反美軍基地運動。其間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註3)拒絕代理簽署延長部分由美軍所佔有的土地租約,一度導致沖繩與中央政府關係異常緊張。同時,沖繩社會還出現了回歸日本後罕見的要求沖繩獨立的議論,前沖繩老市長撰著的《沖繩獨立宣言》一時成爲沖繩最暢銷的新書。

這場波瀾壯闊的反美軍基地運動,透過大型集會、抗議遊行、研討會、報紙/雜誌/電視/電臺等媒體的集中報道,成功地將和平意識擴大到紀念沖繩戰以外的現實生活中去。

延續這場高能見度的和平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契機,是二零零四年發生的美軍直升機墜毀撞到沖繩國際大學校舍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不僅提供了喚起沖繩人民的戰爭記憶以及刺激和平意識的新材料,事後還引發一場民間自發的公民運動。運動的起因緣自於遭受校舍撞損的大學當局事後決定拆除損傷的牆壁,進行修補工程。此一決定引發部分市民強烈反對,並組織自主的護墻行動委員會,要求大學保存這堵牆壁,以作反省戰爭、教育世人的和平用途。

沖繩人民的和平意識還滲透到政治領域。減輕「基地」壓力、維持沖繩「和平」現狀,每每成爲選舉候選人爭相表達的訴求。而自一九九零年代的大田縣政開始,「和平」成爲沖繩縣政府所高舉的與「共生」「自立」並立的三大願景之一。

三.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軍基地與二零零四年的護墻運動都涉及美軍的暴行或失誤,容易讓人與當年沖繩戰因美軍的登陸而慘烈傷亡作一聯想。然而,一個巴掌打不響,沖繩戰是美日之間的戰爭,兩國交戰始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沖繩社會如何面對戰前與戰時日本的責任,則是另一個極爲棘手、卻也難以迴避的問題。

近年來有另外兩宗在沖繩爆發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沖繩戰中的責任問題,使此一長期被視爲禁忌的敏感問題終於浮出水面。

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沖繩和平祈念資料舘是沖繩紀念沖繩戰最重要的設施,也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沖繩社會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因此其一舉一動也備受矚目。資料舘於沖繩回歸日本三年後的一九七五年開設,當初的紀念内容集中展示在沖繩戰期間日軍司令牛島満的遺像和日軍遺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縣民與研究者的批評後,才逐漸改成以沖繩民衆視角的展覽方式。

另一宗,發在資料舘新舘開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沖繩兩大報社之一的《琉球新報》報導了正在籌備中的資料舘中有關戰壕復原模型在未得到監修委員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報導一出,縣首府那覇市職工會與縣職工會率先召開緊急動員大會,對行政當局作出強烈批判。

引發廣泛批評的是題爲「戰壕慘劇」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難生活」和「看護傷兵與強制自殺」兩部分。前者原來的設計是持槍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親封住嬰兒的口(以免嬰兒嚎哭,讓敵人發覺),後者則是日本士兵手拿裝著砒霜的牛奶瓶,旁邊則有護士和被蓋上毯子的屍體,描述戰敗前夕發生日本軍人強迫住民自殺的情景。然而,更改後的内容變成前者持槍的士兵不再持槍,後者強令自殺的日本士兵則不知所蹤。

除此之外,和平資料舘八重山分舘也發生性質相似的問題。在照片展覽的説明文中,在未徵詢監修委員與專門委員意見的情況下,當局將原文中的「強制離開」改成「避難命令」,被視爲有意弱化政府責任。

根據沖繩媒體的追查,後來被證實「篡改」指示來自新上任的縣知事稻嶺惠一。稻嶺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關會議上,指出「以批判國策為内容的展覽合適嗎?」、「縣政已經輪替(註4),展覽内容有所變更理所當然。而且是縣立資料舘,展出批判國策的内容通嗎?展覽的責任(不僅僅在監修委員),縣政府也有必要跟進」。儘管稻嶺事後做出澄清,但是媒體仍緊追不放,最後縣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協,問題才告一段落。


四.「集體自殺」問題與教科書風暴

值得重視的是,這次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從八月十一日事發開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爲止,得到了媒體、學界、反戰和平團體,以及左派在野黨的高度關注,沖繩兩大報紙《沖繩時報》和《琉球新報》也針對該問題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報導。社會議論的焦點也從尊重歷史、追究行政部門責任,擴大到如何正視歷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戰的責任問題上。

繼和平資料舘篡改事件後,近年來涉及沖繩戰中的日本責任問題,並引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集會,要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聲討刪改教科書問題的超黨派縣民大會。事發於日本文部科學省於同年四月發表通過已審定的歷史教科書,其中有關沖繩戰期間日本軍曾強制縣民集體自殺的記述遭到刪除。

消息傳到沖繩後,輿論頓時譁然,由於日本政府包括時任首相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適合干預教科書審議委員會的工作為由,表示政府無能爲力。然而政府的「卸責姿態」反而高度刺激了沖繩社會的「忍耐程度」,最後導致參加這次集會的縣民人數創下一九七二年沖繩回歸日本以來的歷史新高,達到十一萬人。

觀察這波反對刪改教科書的和平運動,其特徵與意義包括以下兩點:

其一,「歷史認識問題」首次透過這場反對運動中呈現出來,成爲繼美軍基地問題與沖繩經濟自立問題外,沖繩民衆對日本政府最爲不滿的三大問題之一。同時,清晰地揭示了所謂的「歷史認識問題」並不局限於日本與鄰國之間,也存在於日本國内。

其二,這場讓日本政府深感錯愕、尷尬的沖繩民衆的反對運動,不僅高度刺激了沖繩人民的戰爭記憶與和平意識,與此同時,運動參與者的動機已遠遠超出了反戰、和平的範疇,不僅夾雜了許多沖繩民衆長期對日本政府不滿的能量,也呈現了沖繩人與「日本」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意識的變化。

五.沖繩和平意識中的國族認同因素

其實,沖繩與日本本土的關係一向微妙。沖繩社會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沖繩應與「日本」維持何種關係、保持何種距離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並非最近才發生的事,而是自從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國被日本吞併後,沖繩社會菁英乃至一般民衆就一直不停探索的問題。

沖繩原稱琉球,曾是一個擁有五百年歷史的半獨立王國,為明清二朝之屬國。一六零九年日本薩摩入侵後,琉球也向日本稱臣,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宗屬關係(註5),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日本吞併爲止。其後一百三十年間,沖繩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道路上歷經三次罕見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併琉球後,當時的琉球菁英發起了國内抵抗、國外向中國求援的運動,直至清朝於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爲止。其後,向現實低頭的琉球菁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呼籲新沖繩縣民積極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運動,以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

到了一九四五年,經歷了沖繩戰後,沖繩為美國所佔領,同時脫離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戰後初期,沖繩各政黨紛紛彌漫著要求脫離日本而獨立的氣氛。不過,在意識到美國將長期統治沖繩後,自五十年代開始,沖繩的左派社會菁英發動了要求「回歸祖國日本」的民間運動(註6)。不過,在回歸前夕該運動卻有所動搖,並出現了規模較小的「反回歸」浪潮。

在實現了「回歸祖國」的願望後,原來積極參與回歸運動的工會組織等左派人士進入了漫長的反省時期,並在回歸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場提出「自治論」的思潮。

沖繩民衆在過去國族認同上「三起三落」的陰影也反映在當今沖繩人複雜的認同結構上。筆者與琉球大學與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辦的調查,顯示了沖繩是一個複合型認同結構較爲明顯的社會,與臺灣有一定的相似性(參照二零零七年的調查結果)。

      沖繩民衆的自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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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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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人           41.6%
    本人            25.5%
    既是沖繩人也是日本人    29.7%
    不知道           1.1%
    其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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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題是:請問您覺得您自己是沖繩人、日本人,還是兩者都是?
資料來源:根據林泉忠與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於2007年11月進行的電話抽樣調查之結果。調查以18嵗以上的沖繩居民為對象,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樣本。

從以上沖繩社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戰後的激蕩與變遷中,不難發現戰後沖繩民衆一波接一波的和平運動受到當時社會國族認同坐標的影響。事實上,在「回歸祖國」這場五、六十年代沖繩的日本民族主義運動中,「反戰」與「反美」連接在一起。在和平運動中,對日本的戰爭責任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則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沖繩主體意識」浮現之後。

進入一九九零年代後,建基於「自治論」與經濟自主的「自立」方向成爲官民一致奮鬥的目標。該論述主張在「日本」的框架下,強化沖繩的自主性,接近中國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模式。筆者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沖繩社會的反戰意識與和平運動仍會在此思潮的影響下展現其獨有的特徵。


【延伸閱讀書目】
⊙大城将保『沖縄戦の真実と歪曲』東京:高文研,2007年。
⊙大田昌秀『沖縄の「慰霊の塔」 ― 沖縄戦の教訓と慰霊』那覇:那覇出版社,2007年。
⊙大山朝常『沖縄独立宣言』東京:現代書林,1997年。
⊙沖縄県編『沖縄:苦難の現代史――代理署名拒否訴訟準備書面より』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岡本貞雄『オキナワを歩く ― 学生は何を見何を感じたか沖縄戦跡巡礼の3日間』( いのちをみつめる叢書)東京: ノンブル社,2007年。
⊙『沖縄戦記録 ― 死闘の島でなにが起きたのか』別冊歴史読本,東京:新人物往来社,2008年。
⊙當間栄安『対馬丸遭難の真相』那覇:琉球新報社,2004年。
⊙林博史『沖縄戦強制された「集団自決」』(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
⊙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縄・台湾・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
⊙林泉忠「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読み方:県民の帰属意識の調査から」『やわらかい南の学と思想——琉球大学の知への誘い』那覇:沖縄タイムス出版社,2008年,頁106-123。
⊙林泉忠「『祖國』的弔詭──『現代衝擊』下沖繩身份的『脱中入日』現象」『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47-67。



【註釋】
註1:根據沖繩縣援護課的資料。
註2:在沖繩,「慰靈日」為公共假日,成爲有別於日本本土獨特的假日。
註3:大田昌秀為琉球大學退休教授與著名沖繩戰研究者。
註4:沖繩在戰後左派勢力發展迅速,成爲日本左派勢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左派在日本稱爲「革新」。因政治光環關係,大田縣政被稱爲「革新縣政」,而稻嶺縣政則一般被視爲親自民黨的「保守憲政」。
註5: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間,由於琉球一方面向中國朝貢,一方面又接受日本的控制,因此沖繩的史學家稱此一時期為「兩屬時代」。
註6:發動「回歸祖國」運動的主要左派組織包括沖繩教職員工會、沖繩社會大衆黨等。

從和平紀念館看東北亞的戰後反省

文/李明峻(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

本文藉助「2009綠島‧和平‧對話」所展出「世界的和平博物館特展」展覽資料,從展覽內容的各館宗旨和歷史脈絡,各館名稱及教育目的各有不同。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壹、前言
東北亞在過去一個多世紀是戰爭頻仍的地區,從世界大戰、區域戰爭到內戰不斷發生,除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諾門坎戰爭和二次大戰之外,如沖繩登陸戰、韓戰與八二三炮戰等均是史上罕有傷亡慘烈的殲滅戰,甚至東北亞是世界上到目前為止唯一曾被核彈轟炸與少有現在仍陷入核戰陰影的地區。基本上,所謂「冷戰」其實是歐美國家的概念,東亞在二次大戰後有韓戰、越戰與台海危機等,其實都是「熱戰」的狀態。甚至當歐美於1990年代初期進入「後冷戰」時期,其實亞洲還在「冷戰」與思維,兩岸、中日與南北韓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最近。這樣一個地區的國家們對戰爭的看法,即影響到整個地區的未來走向與命運。

就此而言,最能體現人們戰爭觀的是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或戰爭紀念館,它們常流露人們對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對待戰爭的態度。自古以來,世界上由於受階級立場、世界觀和人們的認識能力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對戰爭的根源、本質、歷史作用等問題,都有各種不同的認識。這些人們對戰爭問題的總括性看法,就涉及戰後反省的根本性問題。因此,觀察東北亞各國的和平紀念館,即能瞭解他們對待戰爭的態度。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與違反人權及人道,因此各國於戰後紛紛設立和平博物館,此一風潮特別是在1980、1990年代以後更是蓬勃發展。如奧地利和平博物館、西班牙和平博物館、烏茲別克和平博物館、德國和平博物館、以色列紀念與名號博物館、義大利和平博物館、哥斯大黎加和平博物館、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柬埔寨金邊紀念館、諾曼第登陸和平紀念館、澳洲戰爭紀念館(註1)、臺北228紀念館和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等均是。這些博物館各有不同的設立背景及目的,包括戰爭災害、核爆、歷史事件、猶太大屠殺、反抗運動、人權運動、和平運動、種族隔離、種族滅絕等歷史因素。此點在東北亞各國亦不例外,只是由於台海兩岸與朝鮮半島均成為分裂國家。

一般而言,和平博物館主要功能是和平歷史教育、建立和平文化與展現支持和平的各種努力。但由於對戰爭起源、戰爭本質、戰爭性質、戰爭目的和戰爭的歷史作用等戰爭觀理論的不同,使得東北亞各國的和平博物館(或戰爭紀念館)呈現多元的戰爭觀。本文旨在透過東北亞各國的和平博物館(或戰爭紀念館)呈現的戰爭理論觀點,探討東北亞各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以求確立對待戰爭的正確態度。

貳、東北亞各國和平博物館顯示的戰爭觀

一、日本
日本國內對於發動給亞太地區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的侵略戰爭,浮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是認為「敗者為寇」而不謝罪、不反省的聲音,在對於核爆耿耿於懷的同時,卻又強調當年日軍是為國而英勇作戰,因此即使反核也沒有提升到反戰的層面,此點正說明它對戰爭責任長期頑抗的根源所在。另一種是極端反戰甚至到反日程度而被稱為「自虐史觀」的聲音,他們徹底承認日本的戰爭責任,甚至協助東北亞週邊國家向日本進行索賠訴訟。這兩種不同戰爭觀和歷史觀的聲音,長期在日本國內進行歷史問題的論戰。

此點亦展現在和平與戰爭博物館的論辯狀態。日本和平博物館持續增加,是日本戰後廣泛和平運動的現象,從1955年廣島設立原爆館至今超過65館,地方性和平紀念館在1980、1990年代更形激增。雖然它們大多是以保存二次大戰記憶及遭受空襲為主的反戰博物館,而二次大戰歷史教育是日本和平館主要的和平教育內容,多數展館可稱為「為了和平的戰爭遺物館」,但如許多自衛隊基地恢復、增加戰爭館宣揚軍事科技,靖國神社遊就館於2002年更新展示,述說著日本現代戰爭史。

在此情形下,日本形成戰爭及和平館理念對峙的狀況,就日本二次大戰的戰爭責任、被侵略國反應、海外和平部隊派遣和憲法第九條等問題展開爭辯。大阪國際和平中心(1991)設立之初亦遭抨擊批評,但在市民和平運動的堅持下,終於得以呈現多種觀點的展示;1996年長崎原爆館更新展示時,引起右派反對日本侵略歷史放入展示而提出抗議。於是,日本和平博物館於1998年組織網絡;並於2005年設立的戰爭與和平女性博物館,從女性觀點著重戰爭及軍事對女性暴力。

此外,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於1992年成立全球第一個大學和平博物館,2005年更新常設展,展出(1)十五年戰爭(1931-1945,帝國軍隊/國民總動員/殖民地與佔領地/空襲/沖繩戰/原爆/和平的努力/戰爭責任);(2)現代戰爭(戰爭犯罪/殖民地獨立及冷戰/冷戰後戰爭/兵器開發/現代地域紛爭);(3)戰爭暴力及和平努力,不只展示戰爭歷史及和平運動,更期許協助每一位民眾思考個人可以為和平作什麼努力。同時,透過個人、團體、NGO組織,督促政府、聯合國為和平工作,扮演日本國內及國際上和平博物館交流的重要角色,曾於2008年10月主辦第6屆國際和平博物館會議。

日本另一個特色是為死難者立碑,日本認為戰爭是全體死難者的悲劇,因此「慰靈碑」到處舉目皆是(註2) 。此點揭示日本人的戰爭觀和歷史觀,這也可以解析日本戰爭遺留問題之所以拖延至今,一直得不到妥善解決的根本原因。

二、中國
「好的戰爭題材必是反戰的」(註3) ,但中國幾乎總是渲染英勇的而不是恐怖的色彩。「國恥」通常是中國對戰爭的標準衡量,中國的戰爭紀念館不是迫使人民思考,而是用來激勵人民對敵人滿懷仇恨,以及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如位於劉公島的甲午戰爭紀念館,即以「勿忘國恥」四個字為展館主題。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區的鴉片戰爭遺址公園,以鴉片戰爭古戰場為載體,園內建有鴉片戰爭紀念館(註4)、「三總兵」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等及遷建的三忠祠和在公園施工中發現的抗英陣亡將士古墓群。紀念館主要陳列定海兩次保衛戰的歷史文物、圖片資料等,「忠義殉國」為紀念館呈現的意涵。

另如北京盧溝橋畔宛平城內的抗日戰爭紀念館完成於1997年,陳列全國抗戰館、日軍暴行館、人民戰爭館和抗戰英烈館,以畫、景配合聲、光、電等現代化手段構成立體形象效果,再現日軍在盧溝橋挑釁和中國軍民奮起抗擊的情景,是中國全國及北京市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於1985年8月正式建成開放,其後經過幾次擴建,分展覽集會區、遺址悼念區、和平公園區和館藏交流區等四個功能性區域,是一座紀念性的遺址型歷史博物館,也是中國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於2008年入選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的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註5),以及將於2010年落成的東北抗聯博物館,展示東北抗日聯軍的文物和從日軍及偽滿當局活動來反映東北抗聯的見證物。另外中國各省都設有抗日戰爭紀念館,還有如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註6)等,全面地展現抗日英雄的事蹟。

中國的官方戰爭觀一直是傾向於讚揚戰爭英雄年輕、不怕死的軍人形象,且不可避免地宣揚對敵人的仇恨。戰爭英雄的精神狀態是狂熱的,價值觀則傾向於強烈的善惡二元對立,而以一種因無知而產生的無畏,代替對戰爭恐怖性的理解。在這種極端教育環境下成長的人,通常都認為暴力是唯一的途徑,認為只能以非理性來對付非理性。

對於反戰者來說,暴力本身永遠沒有正當性,但中國官方戰爭觀的邏輯是必須將一部分戰爭認定為「正義的」,而另一部分為「非正義的」。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政府可以高唱「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高調,但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反戰——最多不過是反對「非正義戰爭」。近年來,中國更逐漸將南京大屠殺視為悲劇而非恥辱,並將之「私有化」,成為對日關係的籌碼與愛國教育的主軸。

三、韓國
朝鮮半島是東北亞的火藥庫,百餘年來一直處於戰爭或戰爭的威脅中,所以其人權被侵害的問題亦極為嚴重。由於北韓威脅的存在,使得韓國反戰聲浪難以公開化,只能朝歷史與人權問題著手。

在北韓的威脅下,韓國必須強調防衛是和平的基礎前提。如韓國戰爭紀念館(War Memorial Museum,或稱首爾朝鮮戰爭紀念館、首爾戰爭紀念館),是位於韓國首爾的國家級博物館,為世上最大規模的戰爭主題紀念館(註7),以收集、保存和展出歷代韓國戰爭的史料為宗旨(註8)。另如仁川登陸作戰紀念館(註9)是強調仁川登陸在世界現代兩棲登陸戰爭史上的地位,凸顯其創造一個在最不可能的獲勝地方取得最輝煌的勝利戰果。龍山戰爭紀念館分為六個主題展覽室,再現韓國人民團結奮戰、勇於犧牲的場面,是為了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烈士,並使民眾進一步瞭解韓國的戰爭史和韓國軍隊的發展史。

同時,為日本教科書寫二次大戰責任爭議,韓國於1987年成立韓國獨立館。為了紀念1980年代民主化風潮下爭取民主的重大事件,分別於1999年設立釜山民主公園(紀念釜山1960及1979年民主運動)、國立光州518民主墓地紀念館(紀念1980年5月18日光州民主運動)。1987年,首爾市政府於日本殖民時期監獄設立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2008年,濟州島設立濟州43和平紀念公園。

此外,韓國的和平博物館極有國際觀。如因韓國曾隨美國參與越戰,南韓NGO組織發起向越南人民道歉運動,2003年於首爾成立和平博物館中心。1998年,民間團體於首爾近郊設立球全第一個日本軍慰安婦歷史館及慰安婦分享之家。南韓並於2007年10月在中國江蘇省揚州市成立「崔致遠紀念館」(註10),這是中國政府批准的、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第一所外國人紀念館。韓國更於1995年在國際法庭所在地—荷蘭海牙設立「李儁和平紀念博物館」,呈現早年積弱的韓國是如何在國際現實秩序安排下受盡打壓,同時也向參訪者傳達著「區域和平」和各國彼此尊重的訴求。


四、琉球
二次大戰末期的琉球群島登陸作戰傷亡慘烈,雙方死亡20萬餘人。戰後沖繩各島市町村不斷設立慰靈碑,總數已超過360座。沖繩「復歸」日本之後,於1975年6月12日設立沖繩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舊館),是最早以保存戰爭歷史記憶而設立的展館(註11)。沖繩本島另有著名的姬百合和平紀念資料館、對馬丸紀念館等。以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為首的這些展館,揭示來自歷史教訓的「沖繩之心」,提出沖繩走向新世紀的和平心願。

除了以琉球為主體觀點的近代歷史展示之外,琉球的和平展館以教育愛好和平的新一代兒童為主要對象,展示來自世界各國兒童的夢想創作,並探討今日地球環境、戰爭與紛爭、貧窮等人權問題。同時,為了世界的和平─醫療福祉、教育自然生活、人權保護、國際合作等,提供民眾反思戰爭遺緒的課題,向世界傳達和平之心。

Susan Sontag說:「在很多反戰辯論家眼中,戰爭是通稱,而她所描繪的影像,則是無名的、通稱的受害者。……對於那些認定某一方是對的,而另一方是壓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戰鬥必須繼續下去的人來說,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殺和被何人所殺。」,體現並非戰爭主體的琉球民族的和平願景。這些展館代表對戰爭歷史記憶的情感,以創造東北亞和平對話環境的當代觀點來看,顯示東北亞鄰國人民回溯歷史,面對未來的特殊意義。

五、台灣
與韓國相同地,由於國民黨政權以反攻大陸為政策主軸,使得台灣成為反攻基地,過去政府所設戰爭展館以宣揚輝煌的勝利戰果為主,反戰聲浪難以公開化,只能朝歷史與人權問題著手。
如金門和馬祖都有著豐富的戰爭經歷。金門歷經有名的「古寧頭大戰」、「八二三」砲戰等戰役之洗禮,再加上戰地特有的坑道,因此設有一些戰爭紀念館,太武山上並有「勿忘在莒」石碑。馬祖北竿後澳村後方大澳山有大後山戰爭和平紀念館,是馬祖整體戰地景觀與歷史風貌具體而微的縮影,工程規劃以地區的軍事歷史、戰爭知識、模擬軍事陣地、冷戰時期東太平洋防線等角色等,引領民眾體驗與感受「前線戰地」的氛圍。

在解嚴之後,由於台灣本島近百年並無國際戰爭經驗,因此先設置的都是人權紀念館與紀念碑。如臺北二二八紀念館(Taiwan 228 Memorial Museum)(註12)、臺臺北市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Taiwan Deng Liberty Foundation / Memorial Museum)(註13)、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Taiwan Dr.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註14)、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Taiwan Democratic Movement Museum)(註15)、台東綠島人權文化園區(Taiwan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Memorial Park)(註16)和台灣人權景美園區 2007,Taiwan Taiwan Human Rights Jingmei Park)(註17)等。

然而,無論是二次大戰的台灣人日本兵、被國民黨捉到中國打國共內戰的台灣兵、甚至有被俘穿上解放軍服的台灣兵,過去台灣人存在無數的「無國戰士」,但卻一直沒有以國家之名的和平紀念公園或紀念館,用以紀念漂泊的亡靈並為其招魂,直到戮力推動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許昭榮先生,於2008年5月20日以自焚死諫後,延宕多年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總算拍板定案。

和平紀念公園和主題紀念館在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高雄市發起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將持續推動台籍老兵史料蒐集和催生台灣兵文物紀念館,完成他的遺願。「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名稱已底定,並決定移除八二三砲戰戰歿者紀念碑,另台灣兵文物館也將展示相關史料,讓國人更瞭解台籍老兵歷史。

參、和平的真諦並非沒有戰爭

自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在1950年代未至1960年代前半期成為一種新興的學問運動以來,學界對和平的定義傳統上是採取一種消極的和平,認為和平即是「無戰爭的狀態」。在此見解下,戰爭的反義詞就是和平,和平就是沒有直接暴力的狀態。目前此種見解則轉化為要求積極的和平,認為真正的和平必須是「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排除」。如此一來,和平的反義詞並非只是戰爭而已,而是包括社會暴力所產生的「非和平狀態」(Peace lessness),和平應該包括所有沒有間接暴力的狀態。

不同的和平觀與不同的價值立場,蘊涵著迥然不同的政策取向。就消極和平的立場而言,政策目標具體而明確的是要防止與終止戰爭,但缺點是有流於形式主義的危險,將反對戰爭作為最高價值,忽視引起戰爭的深層背景與諸種原因,從而難以在根本上排除引發戰爭的原因,使戰爭的危機仍可能在未知的將來再度引爆。與此相對,積極和平派的觀點,比較能夠從根本上探求出引發戰爭的原因並尋求解決之道,從而在學術上擴大和平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若要從東北亞的和平紀念館看各國對戰爭的反省,首先必須釐清內心的出發點是愛或是恨,如此對同一事件的處理即有迥然不同的結果。以台日關係史上第一件重大衝突的「牡丹社事件」(註18)為例,在事件第135周年時,在那霸市護國寺的牡丹社事件被害者墓前,十八名來自牡丹鄉的訪客祭上檳榔及水酒,並以排灣族的禮儀為犧牲者祈福,兩個民族的子孫攜手和解,牡丹鄉和宮古島的平良市更結為姐妹市,約定為雙方更美好的未來共同努力扶持。整個過程充滿著「愛」。同一時期,台灣立委高金素梅卻以原住民英靈被入祀靖國神社為恥,不管這些英靈在台灣是否尚無收納場所,或是這些原住民家屬是否全體同意,即逕行以原住民遺族代表自居,兇惡叫罵之外還是兇惡叫罵,整個過程充滿著不可能和解溝通的「恨」,並未看到任何有助於雙方美好未來的提案。

和平並非僅是一種存在狀態,而毋寧是持續被挑戰與被達成的一種被動過程。和平崇高的願景是透過提倡尊重人性尊嚴的價值觀念,進而創造出個人的和諧、家庭的和平、群體與群體、國與國之間共存共榮的和平大環境。在揭示「和平」的正當名義下,引領台灣走向自主的生存空間,並謀求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此一理想可透過參與並支持各項政治、社會、經濟改革,推廣人權與和平教育等方法逐步實現,將和平的理念散播至台灣及全世界,使得人類全體得以在新的世界中擁抱和平與尊嚴。

肆、結語-對台灣的省思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中最血腥的一個紀元。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等大規模戰爭,每一次都屠殺難以數計的生命。數千年以來,許多詩人、教士、政府官員都在讚揚著戰爭英雄,鼓勵人們為種種教條和主義而進行殺戮、破壞乃至犧牲性命。在這樣的環境下,怎麼能確保和平呢?捍衛世界和平最重要的策略,便是徹底改變人心對戰爭、衝突的看法,告訴人們要為這些災難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即使勝利的一方也不例外。不管人們把一場戰爭宣傳得多麼光榮,多麼神聖,其結果都將導致破壞、敵對、與恐懼,而這些都將反過來埋下日後衝突的源頭。和平博物館的作用即在於此。

另一方面,和平不是只有在國家間的武力衝突時才受到威脅,在政府威逼、壓迫其人民的情形下,人類同樣無法享有和平。只要人民心存恐懼,就沒有和平可言。雖然大西洋憲章早已確立「免於恐懼的自由」為基本人權之一,但台灣人民就不曾享受這樣的自由。


基於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臺灣一直是列強掠奪的目標。荷蘭人、滿洲人、日本人、以及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政權,先後成為這個島的統治者。對於這些挾武力進駐臺灣的外來政權,臺灣人民並沒有選擇的餘地。為了消滅臺灣社會的抵抗意識,這些政權採取血腥的鎮壓和嚴密的思想控制。四百年來臺灣島上不斷重演著人權侵害的悲劇。以二次大戰之後為例,國民政府先以二二八事件屠殺數以萬計的本土菁英,以取得對臺灣社會的控制權,再以持續40年之久的白色恐怖,讓臺灣人民精神緊張,不得不服從於獨裁政權。異議人士動輒被逮捕下獄,或因列入黑名單而不得返國。

在蔣氏父子政權之後,當臺灣人努力嘗試建立民主體制,逐步脫離半世紀以來加諸其上的獨裁統治,準備挺立於國際社會之際,中國卻開始成為新的恐懼來源,企圖以打壓臺灣的外交活動、以軍事演習和飛彈試射來威嚇臺灣,根本不在乎臺灣多數人民的意願。面對在天安門事件時於全世界媒體前公然屠殺抗議學生民眾的北京政府,很少人會相信如果中國統治台灣,類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大屠殺不會再發生。臺灣人民迄今仍身處於毀滅性戰爭的威脅陰影之下。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如果我們容許地球上存在侵害此種人權的事實而予以漠視,則真正的和平將永不會到來,國際社會因放任納粹迫害猶太人,而引發二次大戰的殷鑒不遠,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滿足於眼前表面上假象的和平狀態,而無視於部份人類正在受苦受難的事實。逃避事實、並以眼前的安逸為已足的心態,只會麻痺吾人追求正義公理的意志,變相鼓勵侵害人權的不義行為繼續發生,成為破壞和平的幫兇。

和平是全世界人類的共同利益,要享有真正而永續的和平,必須深切體認到過去破壞和平的錯誤行為所帶來的教訓,更必須使造成人類恐懼的不義現象在地球上絕跡。和平博物館不只是在紀念與提醒人類應重視和平,更有消弭所有可能破壞和平因素的積極理念。由於臺灣人民迄今仍無法真正享有和平,東北亞愛好和平的人士應共同努力,不要讓臺灣問題成為影響東北亞甚至世界和平的變數,攜手邁向沒有戰爭恐懼與人權侵害的和平世紀!


【註釋】
註1:澳州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位於首都坎培拉市中心的首都山上,毗鄰澳洲國家圖書館和國家美術館。澳洲戰爭紀念館於1941年正式對外開放,至今收藏著大量的關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圖片,戰爭遺留物和文字記載。另澳洲為紀念二次大戰陣亡戰士而於雪梨格里芬湖北面,修建一座特別的圓頂紀念館,館內有追思堂、展覽室、放映館等。http://kusou.blogspot.com/2009/06/shrine-of-remembrance.html
註2:如豬苗代的沼倉即有「中華民國人殉職者慰靈碑」、「朝鮮人殉難者慰靈碑」「中國殉難烈士之碑」等三碑並存的現象。
註3:《越戰獵鹿人》導演Michael Cimino的名言。
註4:1997年6月建成,展廳分國恥篇、抗爭篇和回歸篇三大部分,公園為紀念鴉片戰爭定海保衛戰而設立,是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1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示範基地。
註5:東北烈士紀念館始建於1948年10月10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規模較大的紀念性博物館。
註6: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坐落於太行老區、八路軍的故鄉——山西省武鄉縣城,1988年建成對外開放,直屬山西省文物局,是中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八路軍八年抗戰史實(故簡稱八路軍紀念館)的大型革命紀念館。
註7: 戰爭紀念館位於首爾的中心城區,該地曾是大韓民國陸軍總部。該地在日治時期曾為日軍的駐地,韓戰後亦被美軍用作營地。該館於1990年9月動工興建,1993年12月竣工,1994年6月10日正式開放。
註8:館內護國追悼室是以紀念為國犧牲的忠貞烈士為題;戰爭歷史室、朝鮮戰爭室、海外派兵室、國軍發展室、大型裝備室和發散設備室則主要利用展品與介紹,陳述韓國的戰爭史及其軍隊的發展。戰爭歷史室和朝鮮戰爭室主要著重韓國的戰爭史。館內的「和平廳」現在是結婚用的禮堂。另外,戰爭紀念館亦設有書店,提供戰爭相關的書籍和各種軍事紀念品。
註9:位於仁川廣域市延壽區玉蓮洞,於1984年仁川開港紀念100周年時開放。
註10:崔致遠是南韓新羅時期的大文學家,被譽為「東國文化之父」,11歲時孤身到中國留學,17歲科舉及第,是一位為韓中友好做出卓越貢獻的歷史性人物。
註11:沖繩縣立平和祈念資料館係於2000年4月1日開館,位於沖繩島南邊摩文仁的平和祈念公園內。公園佔地廣達47公頃,主要包含「國立沖繩戰歿者墓苑」、「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平和之礎」等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公園內設有國立沖繩戰歿者墓苑,平和礎石區銘刻戰死者20多萬人名單,台灣出身者有34人。
註12: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228事件50周年)正式開館,是台灣第一個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紀念館,位於臺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紀念館建築是日本殖民時代的「放送局」,也是228事件當時的廣播電台。台灣政府此前於1995年在臺北市二二八公園內設立228紀念碑,其後於2007年2月28日核定於臺北市南海路舊美新處設立228國家紀念館。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3:鄭南榕因所經營的《自由時代雜誌》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遭政府以叛亂罪通緝。鄭南榕為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於1989年4月7日以自焚抵抗。鄭南榕紀念會館於1999年正式開館,完整保存鄭南榕自焚的歷史現場,展出鄭南榕隨身物品與手稿、相關社會運動照片及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出版品,以見證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啟發觀眾瞭解爭取自由的寶貴歷史事件。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4:1981年,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運動的陳文成博士被警備總部約談,翌日淩晨即陳屍於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旁,陳文成事件使海內外重視台灣民主運動。為紀念熱愛鄉土而犧牲性命的陳文成,海內外台灣人踴躍捐款,於1998年成立台美交流基金會,2000年更名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人權教育是基金會工作的主要目標,除在會址展示陳文成博士相關遺物外,也透過台灣人權史料的蒐集與研究、定期舉辦講座、出版、策展、活動。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5: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於2002年2月28日在宜蘭慈林文教中心成立,是以台灣民主運動史為主軸的展場,另外有林家舊宅展出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祖孫3人遺物、文件。該館收藏、展示台灣民主運動文物史料,設有台灣社會運動史料中心,提供研究台灣民主化資料,紀錄台灣民主發展史。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6:綠島是台灣過去關政治犯的重要監獄所在地。1999年12月10日,人權紀念碑公園落成。2000年11月開始籌設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以人權歷史、島嶼生態、和平文化為宗旨,2002年12月開放綠洲山莊監獄供民眾參觀。2009年預定完成新生訓導處部分房舍「復原」及模型展示。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7:台灣人權景美園區過去一直被稱為新店或景美「軍法看守所」(1968-1987年),與「青島東路3號」的軍法處(1949-1968年)是白色恐怖時期(1949-1987年)兩個重要的拘押、審判政治犯的地方。經判決確定者除少部分在此代監執行,其餘或槍決或送往綠島等其他地方監禁,美麗島事件亦在此羈押、審判。園區於2007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正式開放,邀請海內外曾經參與救援台灣政治犯的外國朋友參加。園區以人權歷史、監獄遺址之保存及再利用為主軸。詳情請參照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com/
註18:1871年,宮古島的年貢搬運船,從那霸港出發回航途中遇上海難,漂流到台灣屏東的恆春。其後,船上的66人因迷路走進山間的牡丹鄉,結果其中54人(其中宮古島住民43人)被台灣原住民所殺。三年後(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以保護琉球漁民為名,出兵台灣並欲收回遺骨,當然也殺害不少台灣原住民。

張金策、吳銘輝政治逃亡記

文/陳銘城(前自立晚報記者)

1975年台灣政治強人蔣介石病逝,由其長子蔣經國接班,台灣仍然在國民黨的高壓戒嚴統治中,黨外異議人士除了選舉的言論假期外,沒有任何言論自由或組織活動空間,動輒被捕入獄。

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在立委黃信介、康寧祥領軍下,由《大學》雜誌出來的張俊宏當總編輯,出獄不久的黃華和被停職的礁溪鄉長張金策也參與當副總編輯,出到第五期,就被勒令停刊。無公職身份的張俊宏、黃華,和官司纏身的張金策也都可能被捕入獄。

當時海外台獨組織積極和台灣黨外人士接觸,但也擔心他們被捕,因此也積極建立由台灣偷渡逃亡到琉球最靠近台灣的與那國島的接應與救援。

1976年陳明財、陳榮慶父子自行乘坐木箱船加裝船外機,也是要逃到與那國島,卻被黑潮衝擊到了釣魚台,幸好被石垣島漁船所救,但卻被日本政府指控「非法入境」,關了三個月,才在海外台灣人團體的奔走營救下,被遣送到美國,因此「台灣-與那國島」的偷渡逃亡路線,並未真正曝光。

1977年以台獨聯盟為主的台灣人團體,為了安排台灣黨外人士到美國,出席美國國會的「台灣人權聽證會」,也積極物色人選,安排偷渡與接應事宜,首先被問的是張俊宏,但他擔心出去就會回不來台灣,就找張金策、吳銘輝兩人偷渡到琉球與那國島,再由日本接應後,轉到美國出席國會人權聽證會。

張金策原任礁溪鄉鄉長,他的祖父也當過礁溪鄉長,叔叔當過縣議員,擁有家族地方實力的張金策淡江中文系畢業後,曾在李萬居辦的《公論報》當編輯,30歲就以無黨無派身份當選礁溪鄉長,政績良好,卻因黨外身份遭人誣陷,被檢舉在鄉長任內貪污五千元,不但被停職還被判刑十年。停職期間,他到台北參加《台灣政論》擔任副總編輯,曾以筆名發表多篇極具批判火力的文章。在官司交保中,年輕氣盛的張金策曾揚言:國民黨休想抓我去關,早就想好逃亡的計畫。

1976年陳明財要逃出去前,就曾問張金策是否扛得動船外機「引擎」,但張不贊成乘小木船逃亡,擔心小船無法支撐黑潮的水流衝力,他還是想搭漁船比較安全。

另一位臨時起意加入偷渡逃亡的吳銘輝,是嘉義縣議員,也是《台灣政論》嘉義地區負責人。當時林務局因興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有意趕走在阿里山車站世居的居民和他們所開設的旅館與商店,許多無力繳納巨額租金的居民.紛紛被迫遷離家園。1976年11月9日清晨,阿里山發生離奇大火,四、五百名災民無家可歸,林務局又於災後下令禁止重建,連任兩屆縣議員的吳銘輝不顧警察的阻止,陪同災民運送建材上山,協助他們重建家園。事後他被控「妨害公務」罪名,被判刑八個月,災民得知紛紛捐款為他繳交十萬元的保釋金。

張金策和吳銘輝曾在黨外聚會見面,又是《台灣政論》的黨外同志,兩人聽到美國國會議員吳爾夫來台時曾說:將在國會舉辦台灣人權聽證會。兩人決定一起逃亡到美國出席台灣人權聽證會,指控國民黨對黨外人士的迫害。

知道逃亡計畫的人不多。曾任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透過田朝明夫婦轉送跑路經費,張金策在出去前,曾去找過林義雄告訴他將出去。之前張曾帶林義雄跑基層,當時林義雄在為郭雨新打過立委落選官司,和姚嘉文合寫《虎落平陽》一書後,就積極準備參選。林義雄告訴張金策他的家人可放心,有事他會幫忙。

逃亡的日子是1977年五月下旬,運載的漁船安排好了。

張金策事先到台北厚生橡膠營業處買可充氣的橡皮艇,以紙箱裝。家人問,他也不說。隔兩天,他約吳銘輝到台北車站,叫他帶釣竿裝成釣客,在搭車到北部某海邊等船,半夜在海邊林投樹下躺著等船,直到凌晨3-4點看到有手電筒的亮光揮動,就有人來帶他們去搭船。

天未亮就上到船上,漁船先向東海走,迂迴前進。下午1點多就看到與那國島,但是大白天漁船不敢靠岸,怕被日本扣留。直到4-5點,天下著雨,兩人先穿好泳褲,裡面縫好小袋子,袋裡有地圖、證件、日幣和打電話用的銅幣。

離岸6-700米處,張金策和吳銘輝先下漁船,改划橡皮艇。這時狀況百出:又是划槳斷了,又是遇到溪流的出海口,水流又急,小艇一再被逆流衝回,無法靠岸,只好跳下海游泳,突然的一陣大浪將兩位偷渡客拍打到岸上的礁石上。顧不得的身體被咾咕石割傷,卻發現綁在身上的衣服掉海。游泳選手出身的吳銘輝又跳下海找回衣物再游上岸。

兩個穿著泳褲的偷渡客,在天已黑的無人岸邊在雨中看著地圖走20多分鐘。到了小山丘上,看到山下的燈火、漁港和街道。他們要找燈塔附近的一家民宿,那是台獨聯盟派許世楷到與那國島找到從台灣移民的第二代,會說台灣話的民宿業者,兩人先到雜貨店借電話,報上日本名字,就有人接待。在民宿打電話給台獨聯盟,第二天晚上梅心怡從大阪飛來,也帶些衣褲給他們。

第三天就搭機到那霸,再飛到大阪。因為從與那國島到大阪的飛機是國內線,不必看證件。

梅心怡帶張、吳兩人在大阪住了三、四天,那是浪人、亡命者住的地下街,不是喝酒的,就是賭博的,隔間只有薄薄的三夾板,讓兩個台灣來的政治亡命者開了眼界。梅心怡原想以國際無政府組織的護照給他們去俄國,後來覺得不妥,才想去東京交涉,尋求解決。在東京見到郭榮秸醫師,他拿錢叫宋重陽帶他們去買西裝。兩人先住在宋重陽在環七的公寓,後來又怕被查到,搬到池田憲彥在新宿附近的住家。池田是宋重陽的朋友,二十年後受聘為拓植大學教授。兩人已在琉球、日本住了十多天,台灣國民黨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不知道他們人在哪裡,緊張得很。

台灣方面,在6月7日前後到處找人,6月8日報紙就刊出高等法院的通緝公告。張金策的一位好友,外號「土蕃」在大甲漁港工作,離台前又經常在一起,土蕃被修理得很慘。宜蘭壯圍鄉海邊的一位黨外議員陳在的住家也被軍警包圍,全台的漁港全面清查,張金策的母親、太太天亮就被吉普車載走,直到晚上才放回。

日本方面,台獨聯盟趕緊透過張燦鍙主席由美國國會取得邀請張金策、吳銘輝兩人的邀請函,因此6月10日他們到東京美國總領事館,領事告知美國入境簽證沒問題,日本外務省也同意兩人出境。但是法務省卻不同意,因為不知道他們如何入境。正好台獨聯盟黃昭堂認識出入國管理局的高層主管,就由黃昭堂擔任兩人的翻譯,先去法務省報到問話後,在去橫濱難民中心報到,象徵性的在難民中心招待所頂樓大房間住兩天,就按事先套好的腳本,到東京地檢處開庭。

年輕的檢察官高田武問如何入境,兩人不說,翻譯的黃昭堂就自己幫他們編理由。最後檢察官認定兩位台灣來的政治亡命者是在好心人士的協助下誤打誤撞底上岸入境,當庭結案、判決:「遣送出境」。書記官拿紙讓他們選擇希望的去處,有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他們當然選美國。因本案具高度政治敏感,不讓媒體靠近採訪,警方以人牆阻止記者拍照和採訪,同時立即送兩人到機場直接到停機坪,上飛機才發現他兩比其他乘客還優先登機。

1977年6月13日張金策、吳銘輝兩人搭乘泛美航空班機,從東京直飛紐約,到紐約又換飛機到華府住到台獨聯盟外交部長王能祥家。因為第二天就舉行國會的台灣人權聽證會,他們連夜準備英文證詞到天亮。上午9點多國會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由台灣逃出來的張金策、吳銘輝以台語訴說指控國民黨政府停刊《台灣政論》、如何迫害黨外人士,再由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國民黨的高雄市長王玉雲也參加聽證會,卻不到五分鐘就走人,這場聽證會,在美國總統卡特高喊人權外交的年代,可說是台灣民主、人權的重要戰役。

脆弱的和平

我的人權救援經驗與當代社會的啟發
原著/梅心怡(Lynn Miles) 譯/蔡宏明

當我們談論到「當代社會的啟發」,我想,指的是社會更意識到自由、民主與人權議題值得打拚的運動。這種啟發是全球性的,到底台灣的國內背景如何,幾乎無法說出明確的起點。這是涵蓋許多世代的集體之事。許多我們今天想的和做的事,不僅受惠於同時代的問題及人物,如:像雷震、陳逸松(註1)、郭雨新(註2)、約翰‧藍儂(註3)及馬丁路德‧金恩(註4)等,這些受惠難於估計,也可回溯到眾多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人:從老子到張金杏(註5),湯姆斯‧佩恩(註6)到喬希爾(註7)

我可以肯定的是,早年的閱讀經驗,像伏尼契(Voynich)的《牛虻》(註8),對我影響很大。但若論及直接的經驗,我的旅程其實跟隨我眼前的人,像:殷海光、李敖、謝聰敏(註9)、魏廷朝(註10),這些活生生的「牛虻」。我直接受教於這些人,而瞭解「大眾的幸福應先於個人的平安與安適」的意義。他們認為:「大眾都自由了,我才可能自由;一個人的『人的權利』,是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樣的理念影響了我。由於他們,我有點不由自主地變成激進的立場,絕不回頭,或轉變為溫和。

我終究為了他們,在22歲就讀師大時,開始向前邁進——就極個人化的意義上來講,其實有時也會導致點倒退。想要安穩度一生的想法,被調降到次要的地位:像許多其他給我啟示的人一樣,如果我堅持與威權「對決」,我會面臨極大的憂慮。但是,如果被列入黑名單、數十年流放的懲罰是極大的代價,不可否認的,還有烏雲後透出鑲邊光亮的一線希望:我接觸到上百成千的人,他們把對社會公義的熱情分享給其他人,把社會福利放在比自己幸福更重要的位置。每天總是以犧牲和無私行事,鼓舞驚異與敬畏,而我相信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現在講的是社會、文化和道德掀起巨浪動盪的1970年代,某個「更廣泛的事情」總是在招手的時代,而那比起單純的政治運動還廣泛得太多了。這是政治、音樂、詩歌、社會風俗,及其他更多—爆炸—超越了連專制的政府也無法遏制的界限。

在1990年代晚期,我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即將結束(註11),在日本和美國同列黑名單的台灣朋友,先回到台灣受到「文化衝擊」,他們想讓我知道:當我回來喚醒一如「李伯大夢」般25年的沈睡(註12),要有點心理準備。他們和我聊高速公路、拔地而起的建築、擠滿最新私家車的城市街道。舉目所見,盡是新興的繁榮。

事實上,我已經在這方面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在國際媒體中天天吹噓生活水準提昇的國家,總是有令人驚異的統計材料。然而,沒有經濟指標、非物質的發展、沒有具體推論的這類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已經透過閱讀「地下」刊物,很快就清楚並掌握了政治發展的脈動。我一向很清楚「地下」刊物,儘管政府一再查禁,黨外已經另闢蹊徑,超越《自由中國》或《文星》委婉和細緻入微的敦促,而大膽公開鼓吹台灣獨立。我已經知道黨外要敢於草莽一點、敢衝一點。我所不明白的是,其中有社會普遍的支撐。換言之,自由和人權不僅僅是與那些在街頭或在編輯檯發表聲明的人相關的政治概念。他們是日常生活中充滿活力的趨勢,這是巨大轉變的真正範例,至今仍令我驚訝不已。

為何令我驚訝?因為我沒看到解釋發生的論述。當然,很多人投入了熱情和精力,才使它發生;但這並不意謂其必然發生。也有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必要的經濟因素,迫使70年代和80年代自由化。這些因素不足以解釋這種快速、普遍變化的動盪。正如馬克‧吐溫說的:「繁榮是原則最好的保護」,也就是說,人們關注精神和社會之前,必須要先滿足基本的身體需求。但這一點我還有質疑。畢竟,看看美國多麼明快,曾是最繁榮的社會,也會轉向「911後新世界秩序」的鎮壓——以其嚴厲的戒嚴法措施、秘密逮捕、秘密審判,及其餘的相關法令。

今天,台灣海峽源自二次戰後的戰爭,仍陷入潛在的威脅,儘管這個威脅揮之不去,台灣依然處於和平,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受到舉世羨慕—如果沒有羨慕,也應該羨慕。但由於我沒有看到社會理論,能論述戒嚴晚期及後戒嚴的「大覺醒」,我不願作任何預測,到底台灣在未來幾年,社會將如何轉變。

【註釋】
註1:陳逸松,又名虞淵,1907年生,宜蘭人,193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政治學科。1933年回臺灣執行律師業務。曾任臺北市議員。創辦《臺灣文學》季刊,任《政經報》社長。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之一。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考試院考試委員、中央銀行常務理事。1953年後,從事橡膠、化學工業的開發工作,並在臺北開設財稅法律事務所。1972年由臺灣去美國居住。1973年赴中國,定居北京。曾任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後又與中國共產黨漸行漸遠,離中赴美,長居美國。著有《陳逸松回憶錄》。1999年7月5日逝世。
註2: 郭雨新(1908-1985),宜蘭縣人,為黨外運動元老之一。1951年至1971年間擔任中華民國臺灣省臨時省議員、四屆省議員(廿二年),與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許世賢省議員有省議會「五龍一鳳」之美名。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持者,1960年與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1975年,郭雨新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參與立委增額選舉,提出包括國會全面改選、廢除戒嚴令、解除報禁、總統及台北市長直接民選、釋放政治犯、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真正自由等政見,然而該次選舉他的選區宜蘭竟然出現數萬張的「廢票」而落選,差點激起暴動。郭於1977年離台赴美,1978年1月21日在華盛頓宣佈競選台灣總統,他宣稱「我們堅信倘若台灣人民能對政治主張公開表態,他們多數會選擇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1979年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1985年8月2日病逝於美國華盛頓特區亞歷山大醫院,8月24日安葬台灣陽明山。
註3:約翰‧藍儂(John Lennon,1940-1980),生於英國利物浦,為英國歌手,作曲家,藝術家,和平運動者,樂團披頭四成員。他和保羅‧麥卡尼(James Paul McCartney)兩人是披頭四所有樂曲的主要作詞作曲者,被認為是歷史上影響最大的音樂人之一。
註4: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著名的美國民權運動領袖,196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通稱金恩牧師。
註5:張金杏,台中人,與謝秋臨同涉「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被捕時職業為「大肚鄉國民學校教員」,判12年。
註6: 湯姆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國諾佛克郡人,推動美國獨立運動的手,是影響美國獨立戰爭關鍵性的人物,沒有他的大力疾呼,美洲獨立可能以失敗告終,他的思想讓世人了解獨立不是任何人給的,而是自然存在的狀態,也啟發了後世一連串的獨立運動,為殖民主義敲起了喪鐘。
註7: 喬‧希爾(Joe Hill,1879-1915)瑞典人,於1902年移居美國,先是流浪一段時間,後從事各種體力工作,幹過多年礦工,1910年他加入激進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成為著名的勞工運動活動家,但是使他名聲遠揚的是他寫了很多激昂振奮的歌曲,在工人集會和罷工中傳唱,影響很大。例如:《傳教士與奴隸》(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反叛的女孩》(Rebel Girl) 都是世界勞工特別喜愛的戰歌。
註8: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生於愛爾蘭科克市,曾在俄國待過兩年,接觸革命團體,積極參加活動。她曾冒著生命危險探望被沙皇監禁在獄中的革命者,還在俄國和英國之間寄送宣傳品。這些工作為她以后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出於對革命者獻身精神的敬佩,她決心寫出一本反映他們鬥爭生活的書。1897年《牛虻》問世,「牛虻」是小說主角的綽號。「牛虻」原是一種嗜血的雙翅目虻科昆蟲。小說裡的主角是一位革命者,被塑造成臨危不懼、寧死不屈、為人民而戰鬥的英雄形象。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曾對牛虻有過高度評價。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牛虻這個人物曾影響了許多當時的青年。
註9:謝聰敏(1934-)彰化人,於1964年參與彭明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起草,表明台灣前途由人民自決,9月20日三人因此被捕並以叛亂罪嫌起訴。1965年4月8日,謝聰敏被判有期徒刑十年。1970年出獄之後,又於1971年因花旗銀行爆炸案、被誣為台獨暴力事件,與魏廷朝、李敖等一同被捕入獄。1981年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副會長。曾任立法委員、國策顧問。
註10:魏廷朝(1935-1999),桃園縣龍潭鄉人,台灣的人權工作者與政治人物,1964年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被捕,並以叛亂罪嫌起訴,判刑八年。1970年出獄之後,又於1971年因花旗銀行爆炸案判刑10年、1979年美麗島事件遭逮捕。曾任立法委員。
註11:本文作者梅心怡(Lynn Miles)於1971年被國民黨當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出境,名列黑名單25年,直到1996年才解禁。
註12:《李伯大夢》是典型的美國通俗小說,為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作品。描繪殖民地時代哈德遜河邊小村落,主角李伯(Rip Van Winkle)平日遊手好閒,為避免惡妻數落,經常買醉,後來發生一段奇遇,竟然在卡茲奇山上長睡二十年,醒來下山發覺一切景物全非。


【原文】
A Tenuous Peace

by/Lynn Miles(梅心怡)

When we talk about "contemporary society's opening" I suppose we are referring to the movement towards greater social awarenes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issues worth struggling for. And when we speak of the Taiwan context for what was an opening on a scale of global sweep, I think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pla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awareness at any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It is a collective thing spanning many, many generations. Much of what we think and do today owes an immeasurable debt not only to people who contemporaries in the period in question, people like Lei Chen 雷震, Chen Yi-sung 陳逸松, Kuo Yu-hsin 郭雨新, John Lennon 約翰‧藍儂 and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金. Our debt extends far back in time to the multitudes of people who gave of their passion for truth and justice, ranging from Laoze 老子 to Chang Chin-hsing 張金杏, Thomas Paine 湯姆斯‧佩恩 to Joe Hill 喬希爾.

To be sure, I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ch early reading experiences as Voynich's Gadfly, but in terms of immediate experience, my journey began with people who were right before me, people like Yin Hai-kuang 殷海光, Lee Ao 李敖, Hsieh Tsong-min 謝聰敏 and Wei Ting-chao 魏庭朝 -- gadflies in the flesh. It was they who taught me first-hand the meaning of placing the welfare of all before one's own safety and comfort, who infected me with the idea that I cannot be free until all are free, that one's person's right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everyone's rights. It is thanks to them that I was moved willy-nilly to a radical position of commitment allowing no thought of turning back or steering a more moderate course.

If thanks to them I finally, at the age of 22 while a student at Shihda, began moving forward, in a very personal sense it also meant moving backward, as thoughts of security and career were relegated to the back burner: like so many others who served as my inspiration, I was confronted with daunting worries if I insisted on "crossing swords" with authority. But if such penalties as getting blacklisted and banished to decades-long exile were the onerous prices to be paid, one could not deny that there was also the silver lining, which was that I was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other people who shared a passion for social justice, who put the welfare of larger society before their own. Sacrifice and selflessnes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encouraging wonder and awe, and the belief that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I am speaking of the great social, cultural and moral upheaval of the 1970s, a time where "something bigger" always beckoned -- far bigger than a mere political movement. This was politics, music, poetry, social mores, and much, much more -- an explosion -- which transcended borders and which repressive governments were helpless to contain.

In the late 1990s, as my time of exile from Taiwan was drawing to a close, Taiwanese friends in Japan and the US who had been back to Taiwan after a long absence felt the need to prepare me for the "culture shock" that they were certain lay in store for me when I returned to awaken from my Rip van Winkle-like quarter-century slumber. They spoke of expressways, high-rise buildings, city streets packed with the latest-model private cars. Burgeoning affluence wherever you looked.

In fact, I was prepared for all that, for these were the sort of material wonders that one would expect in a country whose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was being trumpeted daily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What I was quite unprepared for, however, was the sort of 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no economic yardstick, the immaterial developments finding no concrete corollary. Because I had done a good job of keeping up to speed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rough an avid following of the "underground" press, I was quite aware that, despite repeated government bannings, the Dangwai had moved way beyond the gentle and delicately nuanced urgings of a Free China 自由中國 or Wenhsing 文星, to such bold declarations as open advocac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I already knew the Dangwai to be daring to the point of recklessness. W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was that this had socially pervasive underpinnings. In other word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were not just political abstractions that concerned those who were inclined to take their declararations to the streets or the editorial room. They were the vibrant currents of everyday life.This was a true paradigm shift of mammoth proportions, and one which amazes me still.

Why does it amaze me? Because I see no ready explanation for why it happened. Sure, a lot of people's passion and energy went into making it happen.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it was bound to happen. There are those social scient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economic factors necessary to force a liberalization were present in the 70s and 80s, and these factors are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upheaval that brought about such quick and pervasive change. As Mark Twain said, "prosperity is the best protector of principle," meaning that one has to satisfy basic bodily wants before one can turn one's attention to spiritual and social concerns. But I am not certain about that. After all, see how readily the U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of societies ever, turned to the repression of the post-911 New World Order, with its draconian martial-law measures, secret arrests, secret trials, and all the rest of it.

Today, despite the still-lingering threat of its being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 potential cross-straits war whose origins go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aiwan is at peace, enjoying a leve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freedom that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or should be if it is not. But because I see no social theory that can account for the Great Awakening of the late- and post-martial law period, I am reluctant to offer any predictions concerning the social course that Taiwan will follow in the coming years.